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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月談第19期_半月談2019第19期文章匯總
http://www.www.tq4h.com       2020-03-18      來源:山東公務員考試網
【字體: 】              

  點此下載半月談2019年第19期精選文章匯總(打印版)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向痛點發力,夯實鄉村治理根基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0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


  鄉村有效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微觀基礎。促進鄉村振興,必須夯實鄉村治理這個根基。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通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與2005年提出的新農村建設戰略相比,鄉村振興戰略將“生產發展”提升為“產業興旺”,“村容整潔”提升為“生態宜居”,“管理民主”提升為“治理有效”。


  2019年6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就其總體目標和主要任務做了部署。嗣后,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農業農村部、中央組織部等6部門印發了《關于開展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六部委文件”),將在全國選擇100個左右的縣(市、區)作為首批試點單位,8個任務、議題赫然納入試點內容: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機制;探索鄉村治理與經濟社會協同發展的機制;探索完善鄉村治理的組織體系;探索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路徑;完善基層治理方式;完善村級權力監管機制;創新村民議事協商形式;創新現代鄉村治理手段。


  領會并落實好中央頂層設計的精神,迫切需要對當前鄉村治理中的一些痛點、難點和堵點,從理念、制度、組織、工具等層面予以辨析,進一步探索鄉村有效治理之道。


  創新鄉村治理,既需要頂層設計、統籌兼顧,又需要基層因地制宜、自主創新。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良性互動是中國特色的治理經驗,但同時,也往往存在 “一刀切”的政策到基層水土不服的痛點。頂層設計不是提供具體而微的執行方案,而是明確改革方向和邊界,為地方自主創新提供操作空間和制度保障。以“六部委文件”為例,8個任務、議題不是約束性指標或終極目標,而是為改革提供必要元素和明確方向。基層應在此基礎上,在既定邊界內,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模式。


  創新鄉村治理,需要為基層賦權,配置相應的人財物,實現權力、責任和資源匹配。基層往往存在“多重悖論”:有限的權力和資源與繁重的工作任務不匹配,基層統籌協調與部門駐派機構“兩張皮”問題普遍存在。在此意義上,分權并非越多越好。上級政府只宜將法律有規定的事項委托給地方,并配套相應經費,保障權力、責任和資源相匹配。


  創新鄉村治理,需要推進治理創新向后端移動,通過創新提升群眾的獲得感。“六部委文件”特別強調創新村民議事協商的形式,激發群眾參與鄉村治理的內生動力。近年來,各地基層治理創新層出不窮,當前需要推進鄉村治理創新向后端移動,不斷發掘并回應群眾新的需求。特別要適應農村人口流動和經濟結構變化,為本地村民、外來居民、企業和社會組織等不同群體參與議事提供平臺,拓寬議事協商范圍。


  創新鄉村治理,在整理基層數字資源、強化“互聯網+服務”的同時,須警惕它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削弱。不可否認,現代信息技術應用在識別民眾真實需求、實現基層便民化精細化治理上很有幫助。同時,信息技術與民主、治理之間存在張力。基層社會需要大力培育社區社會資本,構建高信任度社會。在此意義上,要警惕“互聯網+治理”對社區社會資本的消減。


  創新鄉村治理,效果評價要從考核獎勵過程性指標轉向結果性指標。目前,鄉村治理的創新推廣、考核評價、績效激勵往往導致一些地方“為創新而創新”,甚至形成不計成本“搶注創新品牌”的惡性競爭。有些地方為了獎勵創新,在考核體系中特別設置了“爭先創優”類指標,基層和部門挖空心思為考核“特設”創新項目,不計成本投入人力、物力、財力推進項目,力求在短期內獲得肯定。這一現象將導致手段與目的本末倒置。破解之道在于,減少創新的過程性考核指標,設定基層有效治理的結果性目標。只要實現目標的手段正當、途徑合法,基層和部門都可以各顯神通。


  應當看到,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兩者相輔相成,有了良好的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反之,提升治理能力,才能發揮治理體系的效能。中央文件已為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做好了頂層設計,當前需要扎實推進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的良性互動,真正實現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


  半月講解


  2  新土地管理法:將農民土地權益“大寫”


  首次對征地的公共利益進行明確界定、取消集體建設用地不能直接入市的限制、規定政府不能強迫農民退出宅基地……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決定。


  土生萬物,地載萬代。土地制度是國家的基礎性制度,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國家長治久安。新的土地管理法亮點幾何?又將帶來哪些變化?


  “三塊地”改革:處處保障農民土地收益最大化


  新土地管理法的最大亮點,是保護農民土地權益。已在部分地區實行多年的“三塊地”改革試點,有望從試點走向全國。


  在新土地管理法中,土地不能隨隨便便征收了,而是要遵循公共利益的前提。比如,軍事外交,政府組織實施的基礎設施建設、公益事業、扶貧搬遷和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成片開發建設等6種情況,就屬于這個范圍。在這些情況下,土地將按需征收。


  土地被征收后,將不再按土地年產值一定倍數補償,而是綜合考慮未來發展增值空間、制訂區片綜合地價。這就大大保障和增加了被征地農民利益。


  過去,集體建設用地不能直接進入市場流轉。新土地管理法對此作了放寬,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集體建設用地可以出租、出讓并可以轉讓、贈予、抵押使用權,與國有土地同地同權、同權同價。這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掃除了制度性的障礙,是土地管理法一個重大制度創新,而土地供應格局也將因此改變。


  在宅基地方面,新土地管理法允許已經進城落戶的農村村民自愿有償退出宅基地,但地方政府不能強迫農民退出。


  “人多地少是我們的基本國情,廣大農民都對土地十分珍視,我們任何一項改革一項立法都要把農民土地權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經濟法室副主任楊合慶的表態, 彰顯此次土地管理法修改格外重視保護農民利益。


  三條控制線:基本農田保護2.0版


  在新土地管理法里,“永久基本農田”取代了原來的“基本農田”,被稱為中國基本農田保護2.0版。生態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市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的整體管控框架清晰起來。


  民以食為天,食以地為本。耕地是我國最為寶貴的資源,需要像愛護大熊貓一樣珍惜。從基本農田到永久基本農田,看上去只是簡單的文字修改,深層次則是理念的重大轉變。它體現了對基本農田永久保護的決心和恒心。


  而保護永久基本農田的原則,可概括為“兩個決不能”,即已經確定的耕地紅線決不能突破,已經劃定的城市周邊永久基本農田決不能隨便占用。


  新土地管理法在第35條明確規定,永久基本農田經依法劃定后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變用途,要求永久基本農田必須落實到地塊,納入數據庫嚴格管理。


  據悉,目前,2887個縣級行政區域永久基本農田的劃定工作已經完成。


  從試點到法律:字字增刪總關情


  這次土地法律修改將中央關于土地制度改革要求和試點地區制度性成果經法定程序轉化為法律,試點地區的做法經驗將成為全國普遍實施和執行的法律制度。


  從全國33個縣級改革試點到新土地管理法修改、頒布,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得到了充分體現,并將使農民獲得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


  在新土地管理法中,土地公有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得到堅守,較好地平衡了改革與穩定、當前與長遠的關系。


  此次修法,令人鼓舞的還有一系列全新的法律用語入法:農村村民居住的權利,農村村民的住房財產權益,改善農村村民居住環境和條件,征地要先進行社會風險評估,多數被征地農民不同意征地補償方案應當召開聽證會等。這些法律用語寫入中國土地法律,充分體現了對農民土地權利的尊重和保護,體現了全面依法治國成果。


  法律頒布之后,正確理解、執行尤為重要。為此,要加強對基層干部的學習培訓、對廣大農民的宣傳普及,讓廣大農民真正了解國家法律賦予農民的土地權利。


  半月調查


  從環保威脅者變成菜籃子功臣?“有多少豬,豬販子都收”


  “有多少豬,豬販子都收”


  針對當前一段時間我國豬肉價格上漲的情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于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的意見》,商務部也會同相關部門共向市場投放中央儲備豬肉10000噸,保障國慶節期間肉類供應。豬肉供應還會緊張嗎?卡在什么地方?養殖戶對政策有何期盼?


  隔三差五接到豬販子電話


  半月談記者走訪看到,在中央多部委密集出臺政策支持養豬后,部分養殖戶信心有所恢復。


  一位養豬場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當地市場雖然出欄價已經高達15.5元/斤的歷史高位,但根本不愁賣,隔三差五就能接到豬販子的電話。“原來是我找他們,現在都是他們找我,說是有多少豬都收。”


  半月談記者近日在一家大型農貿市場看到,18個豬肉攤位中有兩個空著。農貿市場負責人說,該市場建成30年來幾乎沒有過空鋪現象,但近1個月來,因為豬肉價格太高,銷售不佳。“原來每天能賣25頭豬,現在一天只能賣10頭左右。”


  “不少養殖戶的身份從‘環保威脅者’變成了‘菜籃子功臣’。”一名豬業協會負責人說,他投資的養豬場存欄規模近10萬頭,在看到中央出臺的各項政策后,他已經開始周密部署,準備逐步擴大產能。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由于種種原因,許多中小規模養殖戶尤其是家庭農場被關閉取締,復養可能性較小,大規模養殖場有一定的復養或擴群的積極性。


  “只想吃肉不想養豬”?


  自然資源部提出,養殖場可以利用一般耕地和林地,但一些地方養殖區域的周邊幾乎都是基本農田,可利用的土地十分有限。半月談采訪了解到,一個養豬企業延長了20多米的趕豬道,但因為占用的土地屬于“禁養區”,至今辦不下土地證,賣豬臺也不得不停用。


  由于缺少細則,一些利用現有土地,增加或改善基礎設施的辦法,也難以通過審批。如2017年底,一農牧公司為了在有限土地上擴大產能,在豬場內蓋一棟5層樓建筑養豬,尚未封頂,預計增加產能3500頭。該公司董事長告訴半月談記者,盡管“高樓養豬”技術已經十分成熟,但用于養豬的高樓該適用農用地還是建設用地管理尚不明確,村委會認為這座養殖樓屬于違法建筑并起訴企業,目前養殖樓尚未封頂也無法投入使用。


  生態環境部要求,對符合環保要求的畜禽養殖建設項目,加快環評審批。但沒有明確過去建成的,符合環保要求而尚未拿到審批的養殖場應如何處理。如一家養殖場實際存欄2萬頭,但按環評標準只允許養3000頭,因為環評審批困難拿不到證。


  根據相關政策,養殖場年出欄5000頭以下只需在環保部門“網上備案”,超過5000頭則要花錢請第三方機構出具環評報告,而且常常要通過地方政府的嚴格審批。但養殖戶反映,“因為基層政府領導一般不喜歡養豬,所以之前幾乎都通不過”。


  期盼政策快落地、真落地


  基層干部和養殖戶建議,應充分考慮基層各種特殊情況,出臺更多政策細則和配套政策。如生態環境部已提出畜禽糞污全部還田豬場不需申領排污證,但達到什么標準才算全部還田,并沒有明確;自然資源部雖然提出生豬養殖用地按農用地管理,但對養殖場建設的“高層養豬”建筑仍按建筑用地管理。


  除了環評審批通過難之外,當前的環評標準也有值得改進的地方。比如根據現有政策,給一個養殖場耳標的數量,是根據環評報告允許的存欄數乘以1:1.8的生產系數得出的,如某養殖場環評允許存欄1萬頭,那么每年預計出欄18000頭,可以拿到18000個耳標。實際上養殖場通過新技術、新設備和先進的管理辦法,提高了生豬生產效率,雖然存欄量仍是1萬頭,但年出欄量可達2萬頭,比實際發放的耳標多2000頭。這也就意味著每年有2000頭豬拿不到“身份證”。


  針對目前一些基層政府對養豬存在排斥心理的現狀,應抓好屬地責任制,可實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必要時可由當前的“市長負責制”升級為“書記市長雙負責制”。


  半月世界


  4  東盟國家“雙向戰略”發生變化了嗎


  今年是落實《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的開局之年,剛于9月結束的第16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取得了豐碩成果,雙方在經貿領域再擦火花;而在去年10月,中國首次與東盟10國開展的海上聯合軍演,也成為打造中國與東盟命運共同體、協力維護地區和平安全的新起點。


  近年來,隨著美中兩國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此消彼長,不少東盟國家更與中國走近,似乎讓人看到東盟國家至少持續10多年的“雙向戰略”,即安全上依從美國、經濟上依靠中國的格局,開始發生微妙變化。事實上,這些變化雖然存在,但并不意味東盟國家戰略思想主體已發生根本變化。


  戰略思想經歷調整變化


  大半個世紀以來,東盟國家的戰略思想前后經歷了重大的歷史變化。特別是對美國的戰略選擇上,東盟國家從當初的“一邊倒”到有限調整,再到努力實現“大國平衡”,基本遵循了“雙聚焦”的戰略原則,即安全防御上靠向美國,經濟貿易上靠向中國。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綜合國力的全面增強,美國一方面將中國視為潛在挑戰者,另一方面將中國視為可合作者,從克林頓執政時期開始,美國對中國采取“接觸加遏制”的政策。這一時期的中美關系成為東盟國家外交選擇的重要參照,東盟國家與中國的接觸與交往增多,特別在經貿領域。


  在此形勢下,新加坡提出了“大國平衡”戰略的倡議,很快被其他主要東盟國家接受,進而成為東盟國家對中國的戰略選擇。該戰略的初衷是為了獲取東盟國家的整體利益,尤其是自身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這一時期,在經濟方面,東盟國家仍然采取爭取美國資金、技術和市場的戰略,并盡量減少對美國依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巨大市場潛力也為東盟國家帶來機遇。


  在安全領域,美國一直占據東南亞地區的主導地位。特別是“9·11”事件以后,美國出于全球戰略的需要,東盟國家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雙方加強了反恐合作,美國主導下的地區安全合作得到實質性的加強。


  近幾年來,美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對東盟國家的影響仍然很大,日本、印度等地區大國外交政策變化也明顯影響東盟各領域,中國對東南亞諸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面對國際形勢的新變化,東盟國家外交選擇難點在于:如何適應中國的快速發展,以及如何在中美競爭和大國間進行合理選擇。


  新現實下仍延續戰略平衡


  長期以來,東盟國家的戰略明顯受到大國關系變動的深刻影響,作為小中國家的東盟成員國家,對大國普遍存“威脅認知”。為了在大國關系變化中謀取東盟國家自身的利益,東盟國家實際采取的是一種“大國平衡”戰略,在對美國、中國、日本、印度等大國關系上,既有利用,又有防范。這種戰略將隨著中美關系的變化以及國際關系的變動有所調整。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后的一系列動作,讓東盟國家有些迷惑不解:雖然美國宣稱推行所謂“印太戰略”,但東盟國家沒有看到美國在亞太地區主動而積極的戰略動作和部署。面對中美兩國尚不穩定的經貿關系,以及美國國內出現的分裂現象、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東盟國家不得不暫時選擇觀望。而隨著中國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一些東南亞國家認同和參與,東盟國家與中國全面戰略合作越來越深入。


  今后,東盟國家仍會采取有限制衡的戰略,適應中國快速發展后的新形勢,謹慎應對中美關系的波動,以維護自身利益,避免自身成為大國競爭的工具。這些都成為東盟國家延續“雙向戰略”的現實因素。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鄉村治理新范本在哪里?學學“象山模式”


  今年6月,全國加強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工作會議在浙江寧波象山縣召開。歷經10年實踐的象山“村民說事”制度把協商于民、協商為民落到實處,不斷提高村級治理能力和水平,創造了被譽為基層治理典范的“象山模式”。


  “村民說事”究竟說什么?如何說?說得管不管用?“象山模式”為全國鄉村治理實踐提供了有益啟示。


  商建文旅活動中心:一場特殊的“中秋話家常”


  2019年中秋之夜,象山縣泗洲頭鎮墩岙村村委會會議室燈火通明。村支書鮑英錢和20多位村民代表圍坐在一起,討論著最近茶余飯后不時被大家伙兒念叨的熱門話題——建設村文旅活動中心。主持會議的鮑英錢邊聽邊記、回應疑問。


  鮑英錢告訴村民,活動中心的土地資格已經拿到,接下來的問題就只有兩個:“是否建”與“如何建”。有村民提出,中心將來可以多層復合使用,一層、二層、三層可分別用作農家樂餐廳、休閑娛樂平臺、辦公會議室等,以提高利用率。而年輕一輩的村民認為,四合院的形式更能突出文旅特色,也便于明確中心的功能分區。


  “搞文旅中心是好事情,但咱們的賬本究竟能不能算清楚?”在談到建設資金和管理規劃時,一位年紀稍長的村民擔心,目前中心對村集體增收作用還是個未知數,建設要在村莊經濟實力的基礎上量力而行。


  這場特殊的“中秋話家常”,是象山堅持了近10年的“村民說事”制度的縮影:沒有“一言堂”,沒有蠻橫打斷,沒有違心附和,村民們心情愉悅、言無不盡。


  象山地處東海之濱,農漁產業較為發達,轄區內有18個鄉鎮(街道)、490個行政村。2009年初,位于該縣西部的西周鎮因水庫引水等項目積累了一批征地補償、集中安置問題,村民上訪糾紛不斷,村鎮兩級干部疲于應付,叫苦不迭。


  “村民要爭的是理,想說的是事,只用文件上傳下達的工作方式是群眾不理解、不支持的癥結所在。”時任西周鎮黨委副書記的史建立在反復權衡后認為,關鍵還是要讓鎮村干部走到群眾中去,建立常態化的說事制度,說了之后村里及時商量、馬上去辦。


  說事制度實施1年間,西周鎮信訪量下降53%。2010年3月,象山在總結西周鎮經驗基礎上,正式將說事制度命名為“村民說事”,向全縣推開。


  “說議辦評”相結合的閉環治理模式


  “村民說事”,“說”是基礎。象山的基層干部形成一個普遍共識:說事不僅意味著固定日子坐下來“集中說”,還要主動傾聽“上門說”,更要創新方式“靈活說”,線上線下結合,充分調動村民參與說事的積極性。


  “村干部不能待在辦公室等著意見上門,你都不愿意邁開腿,村民又怎么愿意張開嘴呢?”墩岙村村支部委員黃永新告訴半月談記者,說事的內容上到村莊發展,下到家長里短,誰家的種苗生長不好,哪戶的田塊排水不暢,只要事關村民切身利益,都應該去認真傾聽。


  “說”好是為了做實。在充分打開民意收集渠道后,還必須有行之有效的措施確保相關訴求得到及時解決和反饋。為此,象山農村各鄉鎮初步建立了“說議辦評”相結合的閉環說事體系。


  在“議”事方面,常事急事由村黨支部書記主持召開村務會議商議,大事要事召開黨員大會、村民代表會議商議。縣鄉兩級建立社會治理綜合智慧中心和綜合指揮室,統一受理流轉交辦網格和各渠道上報的各類事件。西周鎮等鄉鎮還成立了鄉賢顧問團等組織,邀請各行業人才參與村莊發展重大事項。


  在“辦”事和“評”事方面,象山將“放管服”改革向農村延伸,加快基層便民服務點建設,村級事務管理多員合一、專職代辦,實現常用事項和民生事項全域通辦,目前282項事項已實現群眾辦事不出村、不出鎮。在每件事項辦結后對村民進行滿意度測評,把“村民說事”與集體經濟、村莊環境、社會穩定、干部廉潔“四張報表”考評相結合,比學趕超、爭先創優。


  象山各村發展情況既千差萬別,又在許多領域相互聯系。在西周鎮黨委組織委員鄭波波眼里,“聯合說事”與“信息共享”效果明顯。“在涉及垃圾分類、集體經濟規劃思路等共性民生、發展話題時,我們將說事范圍擴大到連片四五個村,讓多村干部和村民一起討論。”


  西周鎮還結合現有的政務數據平臺資源,上傳共享事件解決的具體案例。“同類事項甲村發生過了,乙村可參考甲村方法合理吸收解決,集思廣益既提高了解決方案的科學度,也有助于打消村民的公平疑慮。”鄭波波說。


  “雙向構建”下的三治融合嘗試


  象山縣涂茨鎮旭拱岙村黨支部書記葛聰敏多年前在治村方面,曾有兩樁“心病”,一樁是鋪張浪費,一樁是賭博成風。葛聰敏回憶,象山一些農村有紅白事大操大辦的傳統。“一次普通婚宴,前一天預熱一場,‘正日子’午晚兩場,次日‘請大輩’一場,每場席開五六十桌。”至于賭博,更是村里人盡皆知的公開秘密。


  “村干部一遍遍抓,但老百姓和干部打起了游擊,玩起了‘貓抓老鼠’,你管了這家,那家依舊我行我素。”思來想去,葛聰敏覺得鄉風建設光靠干部“剃頭挑子一頭熱”不行,必須依靠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力量。


  葛聰敏和村干部決定,組織村民就鄉風問題進行專門的說事活動。“我們要讓村民們自己面對面交流,賭博和鋪張浪費到底有怎樣的危害?我們的村莊民風建設出路在哪兒?”


  與此同時,旭拱岙村把防治賭博與浪費的任務分解到人與戶,發動鄉風建設的“村民戰爭”。一段時間后,村里風氣有了明顯好轉。


  在象山,“村民說事”的議題與鄉風文明建設關系密切。一些鄉鎮通過組建紅白理事會、新鄉賢參事會、道德評議會強化村規民約剛性約束,發布村風村訓,推出鄉風文明指數和農民誠信指數測評等舉措,讓婚喪新風、優良家風、和諧村風、最美民風成為村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在縣鄉多部門統一推動下,象山建立了法律顧問全程參與“村民說事”制度,縣政法委和縣司法局安排政法干警、法律工作者擔任全縣各村(社區)的法律顧問。目前法律顧問解答法律咨詢3700余次,直接化解糾紛3800余起。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仝志輝曾帶領課題組在象山考察調研。在他看來,“村民說事”的生命力之一就是通過“雙向構建”成功營造了自治、法治、德治合一的濃厚氛圍。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力量推動下,“村民說事”平臺逐步成長為三治融合的新鄉村治理體系。


  “‘村民說事’把法治理念融入全過程,說出了濃濃的人情味,喚回了鄉土自信,夯實了基層治理的道德底蘊。”象山縣委書記葉劍鳴對半月談記者表示,“村民說事”構筑了村務管理、決策、治理、監督全閉環運行機制,走出了一條共商共信、共建共享的治村理事新路子。


  “象山啟示”:探路鄉村治理新體系


  一些受訪專家表示,“村民說事”制度的核心價值在于充分尊重并保障了農村社區居民的根本利益,打通了村莊層面的“人心共同體”,增強了縣鄉農村工作體制的回應性和效能,推動了黨的群眾路線在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實現。


  “新鄉村治理體系構建的本質,是縣鄉農村工作體制的重構。”仝志輝認為,在基層說事體系逐步完善之后,下一步應思考如何讓鄉村治理體系貫通村鄉縣三級。“這種貫通并不是偶爾的體恤民情,而是涉及制度化調整和扁平化的治理。要深入梳理鄉村治理可資利用的全方位資源,把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結合起來。”


  仝志輝建議,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既要實現資源下沉,又要善于讓各種治理機制發揮作用。在充分利用鄉村善治特有的作用和機制時,不能盲目加壓,層層加碼,使其偏離本原、模糊主線。“要始終保持簡約治理格局,避免各類形式主義的制度和組織疊床架屋。”


  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夏學民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認為,“說議辦評”全流程的核心還是村民關切。他建議,以“村民說事”制度為契機,可大力加強農村社區黨建,積極培育教育、養老、科技等多種社區社會組織。在村黨支部、村委會、村監委“三駕馬車”基礎上,廣泛邀請社會組織代表、鄉賢和科技特派員等村內外優秀人士共同組成“村經濟委員會”“村民生委員會”“村文化委員會”“村安全委員會”等專門委員會,開拓鄉村治理新天地。


  6  “有活往下壓,有人往上抽”


  半月談記者走訪多個城市社區了解到,一些地方的社區行政化傾向明顯,工作負擔沉重,特別是上級甩下來干不完的任務和死灰復燃的奇葩證明,讓社區干部心力交瘁。他們反映,他們現在是“干最重的活、拿最少的錢、遇最奇葩的事”。


  街道辦成了“二傳手”,“行政下移”讓社區干部窩火


  城市社區是居民的自治組織,但近年來一些原本屬于街道辦的工作頻繁向社區轉移,行政化傾向嚴重,大量行政事務工作擠壓社區工作人員的時間和精力。


  工作11年的社區干部王心(化名)說,2004年她結婚時,結婚證、準生證等在街道辦辦理,但2008年她到社區工作時,這些已經成為社區的分內工作了。同時,低保、殘疾人工作等任務也落到社區工作人員身上,“社區負責干活,街道辦反而成了信息傳遞的‘二傳手’”。


  “從計生、交通、民政到社保、勞保等,凡是街道辦里有的口,都會給我們下任務,社區的服務工作只能用閑暇時間來做。”另一個社區的黨支部書記對半月談記者說。


  活多人手少。一些社區干部每周或每月都要被抽調到街道辦干活。一個社區的12名工作人員里有4人需要輪崗。一些地方的街道辦形成“街道辦主任派活—副主任安排—科員調人—社區干部干活”的狀態。“別看辦事大廳里人坐得滿坑滿谷,好多人是從社區抽調過去的。”王心說。


  干著街道辦的活,卻沒有享受行政人員的待遇。太原市社區的一些工作人員一個月到手只有2400元左右,呂梁等市的社區工作人員只有1600多元,相當于當地街道辦干部的一半左右。


  有些社區甚至欠了一屁股債。中部某市同一街道上的幾個社區共欠了200多萬元。一名社區干部說,居委會一年只有8萬元活動費用,但一年下來辦公室租金、水電暖等費用要十四五萬元,“我們現在還欠著40多萬元,與周邊比是欠債最少的”。


  14個人干近百項活


  社區行政化,讓社區干部不得不面對形形色色的“協助”任務,從經濟普查到協管交通,從地方維穩到運動會宣傳。“上面有多少部門,我們就有多少領導,就有多少種活。”一位社區主任說。


  王心的微信里有30多個工作群,既有按信訪、民政、環衛等對口部門建立的固定群,又有“二青會志愿者”“我和我的祖國快閃”等臨時群。“現在的領導有啥事都是往微信群里一扔,一級扔一級,扔到我們這才開始干活。”


  太原市某社區主任馬主任介紹,社區14名工作人員承擔了近百項工作,工作量和人員數量不成正比。隨著上級職能部門分工越來越細、職能越來越完善,社區負擔會越來越重。


  馬主任說,社區每天報表至少要填十幾份,給不同部門重復報多次,甚至要求報門面房的經緯度,根本報不了。


  一些專業性極強的活,社區只能“硬著頭皮干”。前段時間,呂梁市一位社區主任張清(化名)做了一次經濟普查。“統計局派的任務,有幾十項指標,我們也不懂,只能照葫蘆畫瓢地向社區內的商鋪問個數字。”張清說,“問不到位,結果不準確,我們也沒辦法,還必須得干。”


  奇葩證明死灰復燃


  社區干部反映,由于社區行政化嚴重,前幾年一度減少的奇葩證明,今年又有回潮的跡象。


  太原市出臺過規定,社區只需蓋居住證明、死亡證明、社區矯正人員情況證明等8種證明,現實并非如此。社區干部反映,要蓋的章一個也沒少。


  “孩子拿獎學金要社區開無偷盜記錄證明、學生假期志愿者服務需要社區開證明、大學生入黨政審等都要社區蓋章。”太原市一名社區干部說,一些章要得特別急,來了就要蓋,蓋完就要走,不給蓋就吵。


  一位社區主任說,小區里民用房改商用房是政策不允許的,工商部門完全可以不給登記。但工商部門把矛盾轉嫁到社區頭上,讓他們先蓋章。“蓋章違反政策,不蓋章辦事的人覺得卡他們。”


  教育改革進行時


  7  消腫不了的大校額?小學一年級竟有二三十個班


  一所小學在校生5000多人,其中,一年級招生人數超過1000人,班級超過20個;午飯時間食堂坐不下,學生不得不分時分批進餐;禮堂面積有限,開學典禮只能派代表參加;每天上學、放學時段,校門口擁擠不堪……最近幾年,各地出現了一些生源暴漲的超大中小學。


  一邊是教育部門想盡辦法通過名校辦分校、教師流動等方式,大力推動優質教育資源均衡化;一邊是部分熱門中小學持續膨脹,20多個班的小學、36個班的初中,不得不通過辦公室改造、借周邊小學教室、增加新校區的方式紓解困局。


  有關人士認為,隨著“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城鎮化速度加快、隨遷子女不斷增多等多重因素疊加,教育資源供給面臨巨大壓力。對此,亟須以前瞻眼光深入研判趨勢,早做謀劃,仔細算清生源賬、師資賬。


  生源暴漲:“好多學校都裝不下了”,上一所小學要換3個校區


  近年來,教育部明確要求清理大班額、大校額,但開學之后部分學校人滿為患的現實仍很嚴峻。


  今年暑假,東部某省會城市排行前三的名校在家長群中發布公告,因主校區生源爆滿,辦學條件受限,政府為六年級畢業班的同學安排了小巧雅致、功能齊全的新校區,懇請家長理解并配合搬遷。


  據了解,距離該小學本部3公里外的原區少年宮,下個學期將成為該校六年級畢業班學習的地方。而此前,該校一年級已整體搬遷至另一個過渡校區。對此,家長們頗多怨言:“上個名校真不容易,小學6年要流浪3個校區。”


  不僅是省會城市,地級市或縣域的熱點中小學也面臨類似壓力。據悉,江蘇某地一所小學一年級今年共收了1100多個孩子,分了23個班。目前該校的在校生已經達到5000多人。


  “好多學校都裝不下了。”一位學校負責人對半月談記者說,不僅教室不夠,操場和運動設施更是捉襟見肘。半月談記者在開學期間走訪了幾家公辦小學發現,有的學校開學典禮,只能每個班派幾名學生代表參加,因為人實在太多了,沒那么大的場地。還有的學校幾個年級、四五十個班級共用一個實驗室,美術教室也是在狹小的空間內硬搭起來的。


  該校負責人對半月談記者表示,一搬再搬實屬無奈之舉,也是目前條件下所能做出的最優選擇。“家長的抱怨我們都聽在心里,但對于學校的管理者來說,一所學校幾個校區又何嘗不是一種巨大的挑戰?”


  東部某縣級市外國語學校的一位老師說,她所在的學校光初一就有36個班,不談教學質量、升學壓力以及老師的職稱晉升、上升通道,每天光是排查各類教育隱患就令人疲憊。“幾千個孩子背后就是幾千個家庭、幾千個成年人,有時候光應付家長我就頭皮發麻,每天都在滿負荷戰斗。”


  大校額背后的“生源賬”為何難算


  部分熱點學校的持續膨脹究竟因何而起?有關專家認為,這背后既有優質教育資源的虹吸效應,也有學區設置的規劃問題,還有對學齡人口波動的動態研究和預判不足的原因。


  從表面看,名校效應最為突出。在教育資源充分競爭的地區,好學校越來越擠,弱學校越來越空,這樣的“馬太效應”已顯。教育部門近年來不斷推進優質教育資源均衡化,通過增加學位、推進名校辦分校等舉措,力圖緩解大班額、大校額的問題。然而,這些改革舉措在家長們“贏在起跑線上”的擇校熱情,不斷加快的城鎮化趨勢,以及新建小區適齡生育人群大幅增加的現實面前,仍然壓力不小。


  南京一所小學曾用一場奧體的“萬人運動會”認證了自己的超級小學身份。2018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該校大概有5000多名學生,共105個班。新一年級人數從2013年的13個班650人,擴展到2018年22個班1144人。業內人士分析,該校膨脹源于雙重因素疊加,一是雙學區,同時擁有小學和初中的優質教育資源;二是位于新的人口聚集區,新小區多且學區房性價比高。


  從深層次看,未能科學研究和預測人口流動趨勢,對生源與教育資源供給能力研究不足,是造成局部過熱的根源。


  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和2019年8月教育部官網公布的各省小學學生數顯示,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隨遷子女生源增加,全國城鄉各地小學入學的生源人數都在持續增加。按照“全面二孩”政策出臺和二孩出生的年齡來推算,二孩入學的峰值即將到來,未來壓力還可能進一步增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地區的教育資源在配置過程中,如果對局部生源高峰到來的時間、強度估計不足,容易引發暴漲的“入學潮”與匱乏的教育資源之間矛盾集聚。


  二孩入學峰值陸續到來,如何應對


  專家認為,學齡人口波動是一個正常現象,但對學齡人口波動所做出的應對之策,則考驗各級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往那種在學齡人口大幅減少時大規模撤并學校,在學齡人口急劇增加時大規模興建學校的做法,看似順勢而為,但其應急性卻容易導致局部地區陷入教育資源不足與資源過剩的怪圈。


  半月談記者在南京采訪時了解到,通過名校辦分校等方式,當地教育部門正竭力促成弱校做優,促進生源回流。拉薩路小學分校方興小學由原下關區5所薄弱小學合并而成。隨著政府對濱江地區的大力開發,2016年學校在原址擴建,并于去年成為拉薩路小學直屬分校,實行總校負責制,本部派出教師團隊入駐學校。


  “這個學校原本90%以上都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每年能有三五個學區生過來就不錯了!”方興小學負責人陳寧告訴半月談記者,去年8月并入拉薩路小學后,兩所學校資源全部打通,一年里本部過來交流的老師就有近20位。


  專家認為,在二孩入學高峰到來前,提早謀劃,算清生源、師資、校舍等資源賬至關重要。一方面,要立足新型城鎮化發展和生源劇增的實際,加強義務教育資源的預警預測和前瞻規劃,積極實施布局調整,擴大資源供給。另一方面,還要切實解決教師結構性缺編問題,科學編制教師隊伍建設專項規劃,及時根據生源增長動態靈活調編,實施按崗位購買服務補充教師,新師資優先補充到農村偏遠學校。


  解碼城市


  8  蕪湖:悟透“有無”


  “天上飛的(通用飛機),地下跑的(汽車等),水里游的(萬噸輪),沒有蕪湖人不會做的。”蕪湖人喜歡這樣自詡。


  如果城市是有性格的,那蕪湖一定是敢想敢闖的。從傻子瓜子到奇瑞汽車,濱江而居的蕪湖一再標注下中國改革創新的大印跡。蕪湖,也因此被國家列入全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8個典型地區之一。


  昔日的蕪湖,無沿海沿邊、毗鄰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地理優勢,無能源、礦產的資源優勢,無經濟特區、保稅區等的政策優勢。如今的蕪湖,擁有風光無限:核心技術加速引進、轉移、外溢,新興產業迭出不止,高端人才紛至沓來,“隱形冠軍”不斷涌現,前沿技術相繼落地……


  從無中生有到有中生有再到有中更有,蕪湖,這個曾經躋身全國四大米市的繁華地,今日華麗轉身為高新技術產品、業態層出不窮的創新熱土。


  無中生有:創新集群支撐發展基點


  偌大的廠房里,4臺精美的小飛機待檢交付。過道邊的顯示器里,反復播放著一架無人機在高原地區長時間巡航后,精準降落在跑道中線的畫面。這是中電科蕪湖鉆石飛機制造有限公司的最新成果。


  “蕪湖是一個喜歡而且擅長無中生有的地方。”公司總經理洪雨寧表示。2013年,公司決定落戶蕪湖航空產業園時,這里還是一片空地,現在則形成了從航空發動機到復合材料的產業集聚。“簽約時還在擔心,蕪湖作為一個三線城市,能否支撐起現代通用航空產業的發展。但事實表明,一個城市的產業邊界與城市的人口規模并不成正比。”


  20多年前,蕪湖比照國家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城市政策,在沒有任何特殊優勢的條件下,勇于創新,無中生有地創辦了奇瑞、海螺等大型企業,形成了汽車、家電、新型材料等產業集群。蕪湖GDP在安徽的排名也一下從第十蹦到了第二。


  此后,更多的產業集群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坐落于經濟開發區的新型顯示產業基地,信義光伏玻璃占據了全球20%的市場份額,是全球單一最大的光伏玻璃生產基地;其周邊的長信科技則擁有12條ITO導電模組生產線,全球規模最大。


  由汽車產業而拓展的交通裝備產業,已裂解為通用飛機、造船、改裝車、軌道交通等新的集群。在蕪湖的郊區,中車浦鎮龐巴迪悄然崛起,跨座式單軌及APM車輛接連斬獲國際訂單,生產計劃已排到了2021年之后。


  讓人意外的是蕪湖這個三線城市居然隱藏著一批堪稱“隱形冠軍”的互聯網企業。2012年創業的三只松鼠,去年銷售額達80多億元。2011年,創業多年的凡臣優品電子商務公司遷至蕪湖,2018年銷售額近30億元。在它們的身后,則是易酒批、共生物流、溜溜果園、同福碗粥等一批年銷售收入超過10億的“隱形冠軍”和獨角獸企業。


  按照蕪湖市常務副市長曹哨兵的說法,在蕪湖市的超前布局下,蕪湖有重點地聚焦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以機器人及智能裝備、新能源汽車、航空等為代表的一批新興產業無中生有,快速集聚,開始顯山露水了。和以往不同,蕪湖顯山露水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不是單個企業單打獨斗,而是以產業集群形成合力;不再依賴單個品牌,而是布局全產業鏈。


  曹哨兵說:“蕪湖既無區位優勢,也無資源稟賦的優勢,能夠依靠的就是敢于創新創業的基因。創新創業始終伴隨著蕪湖的發展,創新創業也深深地融入蕪湖人的血脈中。”


  有中生有:技術紅利的聚變效應


  今年上半年,沉寂多年的奇瑞汽車再次引起全國關注。在全國汽車銷售同比下降12.4%的情況下,奇瑞汽車卻增長了8.5%。說起逆市上漲的原因,奇瑞汽車公司總經理助理金弋波說,經過20年來的努力,我們終于享受了一次技術紅利。


  金弋波說的技術紅利是指奇瑞配置第三代發動機的新產品。去年下半年,奇瑞第三代發動機上市,燃燒效率達到甚至超過了合資品牌的主流產品水平,在A級車市場上初步改變了自主品牌汽車長期以來以小打大,以弱敵強,受制于人的局面。除發動機技術外,奇瑞也在底盤、自動變速箱、電子管理系統等核心技術的研發上取得一系列成果。


  去年六關節工業機器人出貨量居全國第一的埃夫特,七八年前還是奇瑞公司的一個設備采購部。當奇瑞決定自己開發機器人時,設備采購部變成了埃夫特,埃夫特帶出一個產業園,產業園又引來了電機、減速機等核心零部件企業。就這樣一生二,二生三,環環相扣,生生不息。


  蕪湖的技術擴散突破鄰近的產業,溢出到更大范圍。國家發改委批準的機器人產業示范園區蕪湖機器人產業園,目前已形成全產業鏈集聚。園區內108家各類機器人企業,有蕪湖本土的,也有來自上海、哈爾濱、天津乃至意大利和日本的機器人企業。


  由制造而“智造”,技術聚變把蕪湖的產業調整推向新的高度。半月談記者走進中航華東光電有限公司產品展廳,只見一款款微型顯示器件和視覺成像組件,在燈光照射下熠熠生輝。該公司項目經理朱標拿起一款輕薄的雙目智能眼鏡說,它看似普通,卻集成了無線通信、圖像識別、語音控制、手勢識別等多種功能模塊,可以在城市反恐、公安巡查、電力巡檢等多種場合使用。“產品廣受歡迎,預計2020年可實現總產值15億元。”


  有中更有:政府“放管服”改革促企業自主創新


  當年,蕪湖多方聚集資源,由政府強力推進,創造了蕪湖創新發展的模式。如今,政府不再運作具體項目,放手讓企業與民眾自主創新,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政府則著力進行制度轉型和建設。


  在蕪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有幾排很不起眼的老式樓房,里面集聚著一些諸如量子通訊、太赫茲芯片、太赫茲檢測、氮化鎵、空氣能等國內頂尖的創業團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汪敏說:“這些項目所涉及的領域都是我們過去沒有接觸過的,就像從競爭激烈的高地一下子進入了荒蕪的無人區,我們現在更多是服務好這些在無人區探索的創新者。”


  2012年,在外創業多年的戴啟龍決定將南京的公司賣掉,轉型互聯網云打印平臺。在選擇二次創業的地點時,他和團隊一致同意入駐蕪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戴啟龍說:“在幾個備選地中,蕪湖給的優惠條件是最少的,既不給錢,也不給地,只提供幾百平方米的辦公用房。但這里提供保姆式服務,從知識產權申請、融資計劃和安排乃至稅務策劃,方方面面一應俱全。企業入駐后,可以立即全身心投入技術開發和業務拓展,這是任何東西都換不來的。”


  短短6年間,戴啟龍團隊開發的天斯努自助云打印平臺已有用戶300多萬,成為世界規模最大互聯網打印共享平臺。


  在蕪湖市信息辦,運用大數據技術打造的“易企網”平臺總是吸引著眾多創業者的目光。這個平臺為近20萬企業和個體戶提供從設立到發展直至可能注銷的全生存周期服務,并提供政策發布和解讀、經營咨詢和金融等個性化服務。


  汪敏告訴半月談記者,早在5年前,蕪湖就從北京等地引進了高水平團隊,專門從事初創企業的成長模型和信用評價系統的研究。經過反復摸索,團隊研發出較成熟的評價模型,為政府科學、精準地服務企業提供了有效工具。


  除此之外,蕪湖還打造技術研發平臺、人才支撐平臺,推廣應用平臺等8個服務支撐平臺,給予創業創新者以金融、信用、人才等方面的服務。


  在戴啟龍看來,蕪湖最吸引他的是建立起了以創新者為中心、各類企業一律平等支持的創新激勵機制。


  自2014年以來,蕪湖吸引344個高層次科技人才團隊落戶,集聚各類高端人才2000多人。僅2018年一年,蕪湖對31個創新團隊給付的獎勵資金就達1.84億元。


  在蕪湖,航模飛手可以打造自己的植保無人機帝國;普通工人可以研制開發航天用的特種電纜,打破了國外禁運;幾個農民轉型做起了3D打印產業園;幾個年輕人建起跨境電商平臺,去年銷售收入已突破30多億元。


  在這個300多萬人口的城市,每3天要誕生一家高新技術企業,每萬人創造出有效發明專利31件。僅用了5年時間,蕪湖高新技術產業占比從2014年的29.7%上升到2018年的50.2%。


  蕪湖市委書記潘朝暉表示,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中,蕪湖被賦予打造有國際影響力的產創中心的明確定位。圍繞這一目標,蕪湖正努力破解一系列難題,擰住創新發展這條主線不放,力求在踐行創新發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時政·財經


  9  智慧公安:九成命案一周偵破


  219萬個視頻探頭形成的“天網”覆蓋荊楚大地,90%以上命案一周內偵破,辦身份證、駕駛證考試等123類業務可以足不出戶、網上申請……


  在湖北省,公安機關堅持改革強警、科技強警“雙輪驅動”,詳細制訂全省公安信息化業務構架、應用構架、數據構架、技術構架等總體設計標準,形成了全省公安信息化建設“一張圖”、應用“一張網”、聯動“一盤棋”的格局。


  繪就“一張圖”,打破壁壘統籌共建


  來到湖北省公安廳大數據中心,全時段、可視化的應用系統,正實時將各地信息反映在大屏幕上。平均每天6.8億條信息源源不斷地傳輸到此,集成融合系統匯聚磅礴數據。


  “以前,由于信息統籌不夠、融合不夠,破案效率欠佳問題一直困擾著基層民警。”湖北省公安廳科信處有關負責人說。


  如何破題?按照頂層設計的大數據戰略部署,湖北公安機關找到了答案——打破壁壘、統籌統建,全省一張藍圖繪到底。


  在新一輪信息化建設中,湖北省公安廳統一制訂全省基礎信息化實施方案和“數據警務、智慧公安”戰略,統一規劃建設了“警綜平臺”和“湖北公安云”、警用地理信息系統、視頻監控系統和數據標準化等全省性基礎系統。


  在此基礎上,湖北省公安廳突破各警種、區域限制,將刑偵、治安、交警、督察等20多個警種信息接入基礎系統,同時還與30多個省直部門、16個兄弟省市公安機關簽訂信息合作共享協議,整合各類數據,建成了省、市、縣三級圖像信息聯網平臺。


  湖北公安警綜平臺完成執法辦案、接處警、治安人口、電子筆錄、全文檢索、綜合瀏覽等功能重構,與“湖北公安云”、人口信息、警用地理、110接處警、涉案財物管理、電子簽章等系統對接,建成全省互聯、互通的公安信息網。


  如今,龐大的湖北公安信息系統匯聚3000余種3萬億余條信息,部分數據元標準被公安部采納推廣。


  應用“一張網”,全警共用信息共享


  制造了一起惡性刑事案件后,犯罪嫌疑人唐某逃往湖北恩施大山深處,隱匿不出。


  面對山林綿延、溝壑縱橫的抓捕環境,公安機關布下的60多個紅外攝像頭和預警系統立下大功。嫌疑人蹤跡被系統發現并自動預警。唐某被抓獲。


  當前,湖北公安科技信息化成果的紅利,正在發揮普惠作用。219萬個視頻探頭,實現了城市、鄉村重點部位、復雜場所全域覆蓋、實時可視。


  “湖北公安云”平臺,開發58個面向全警的App軟件,供全省6.3萬民警辦案使用;湖北省公安廳大力推廣“利警便民”業務工作體系,開辦“網上公安局”,辦身份證、駕駛證考試等123類業務,可以網上申請。


  智能執法終端,也在全省交警系統普遍投入使用。輸入嫌疑車牌號,車輛違法信息、年檢信息當場顯示,實現了對隱性違法的精準打擊。


  發達的公安信息網,極大地震懾了犯罪分子,并助力破案。近3年,湖北省飛車搶劫、白日入室盜竊案逐年大幅下降,全省運用信息技術手段破案占比達到80%以上,90%以上命案一周內偵破。


  聯動“一盤棋”,指揮作戰互聯互通


  今年5月,在襄陽市襄州區某彩票店盜竊手機的小偷余某沒有想到,自己作案后一路西逃到幾十公里外的樊城,贓物還沒銷贓,就被追蹤而至的民警抓獲。


  當日12時左右,襄州公安接報手機被盜警情后,請求樊城分局支持。雙方視頻巡查員很快調取視頻追蹤鎖定余某行蹤,并通過移動警務終端通知路面巡邏民警、派出所民警抓捕。40分鐘后,余某落網。


  視頻追蹤,移動終端實時指揮,多警種跨區域快速破案,彰顯了湖北公安高度集成、互聯互通的公安信息網威力。


  目前,湖北省公安廳大數據中心可以一鍵實時調度、跨區域調度全省警力,實現了“資源一網打盡、功能一屏展示、勤務一鍵調度、指揮一呼百應、聯動一體作戰”。


  遇到重大事件、重要活動,各級科信部門深度參與、靠前支撐。借助信息化方式,近兩年,湖北省公安廳已高效完成200多次大規模警力調度部署。


  科技·文化


  10  32歲的易建聯一旦退役,中國籃球怎么辦?


  中國體壇“運動壽命”有無延長術


  平均年齡達到30歲的西班牙隊2019籃球世界杯上奪冠,引發了體育界和廣大網民對延長我國職業運動員“運動壽命”問題的熱議。很多人擔心32歲的易建聯退役后,中國籃球將步入“黑暗時代”。


  業內分析稱,各級教練不科學的訓練方法以及不合理的膳食,是導致我國高水平運動員“運動壽命”偏短的主要原因。要想延長職業運動員的巔峰期,就要進行一場運動員版養生革命。


  別人家的老將閃耀籃球世界杯


  9月15日,2019國際籃聯(FIBA)籃球世界杯正式落下帷幕,平均年齡30歲的西班牙隊在決賽中95:75擊敗了阿根廷隊,問鼎冠軍。西班牙陣中的魯迪·費爾南德茲和馬克·加索爾等老將,為西班牙隊最終奪冠立下了汗馬功勞。


  而阿根廷隊的路易斯·斯科拉雖然已經39歲,但仍然在世界杯期間場均斬獲17.9分,搶下8.1個籃板。阿根廷隊的主教練塞爾吉奧·赫爾南德斯評價斯科拉時說,時間仿佛在這位綽號為“鉆石”的球星身上停滯了。


  相比之下,斯科拉的同齡人、NBA名人堂成員姚明在本屆世界杯上只能坐在主席臺或者教練席上,目睹中國男籃失去直接獲得2020年東京奧運會參賽資格的機會。看到別人家的老將閃耀籃球世界杯,中國球迷們內心五味雜陳。


  環顧世界體壇,老而彌堅的故事并不鮮見。烏茲別克斯坦44歲的選手丘索維金娜7次參加奧運會的傳奇經歷,以及為自己罹患白血病的兒子“復出”并通過參賽賺取醫藥費的故事感動了許多人。像“丘媽”一樣在自己項目中常年保持頂級水準的,還有意大利足球運動員布馮。布馮今年41歲,仍活躍在歐洲主流聯賽賽場上。


  來自荷蘭速滑青年隊的教練員米蘭曾評價稱,與歐美選手相比,中國運動員出現運動高峰的時間早,保持的時間也短。米蘭說,雖然歐美人在人體形態機能結構上與亞洲人有著一定的差別,但這種差別在決定“運動壽命”長短方面只占很小一部分原因。


  訓練和膳食不夠科學致我國運動員“曇花一現”


  東北某省體育局職業技能鑒定站負責人、某體育專業類院校運動生物化學教研室負責人等專家分析指出,我國運動員“運動壽命”普遍不如歐美選手,主要與以下兩個因素密切相關:


  首先是教練員、運動員對科學訓練的必要性認識不足。一位曾為足球國奧隊、女足國家隊和皮劃艇賽艇國家隊等多支國字號球隊提供過服務的專家告訴半月談記者,過去的“三從一大”原則(從嚴、從難、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訓練),仍在某種程度上摧殘著運動員的身體,導致運動員“早衰”。教練多按常年來師徒相授的老經驗、老辦法訓練國家隊運動員,不愿嘗試新方案。


  這名專家介紹,一些接受他建議安排訓練計劃的運動隊和進行合理膳食的運動員,目前看來都取得了較為理想的效果。“比如鄭智、李瑋峰這樣的球員吃我們給配的營養藥,在中國足壇也常年能保持良好競技狀態。”他說。


  第二個原因是后勤管理水平還沒有與時俱進。目前在國家隊中,運動員伙食基本以自助餐為主,一般每餐配有8個肉菜,4到6個素菜。這和歐洲運動員中午涼拌菜、純雞肉以及主食各一份的菜譜有較大差異。“主食中的糖才是運動員主要消耗和需補充的物質,我們運動員主食吃得太少,副食吃得多,長此以往肯定影響競技狀態。”一位來自體育專業院校的運動營養學專家表示。


  據悉,雖然很多歐洲俱樂部沒有食堂,但科研教練會給每名運動員發菜譜,運動員回家會嚴格按照菜譜進餐。在我國,一些運動員訓練完后會去喝酒、吃燒烤,不夠自律。


  延長高水平運動員的“運動壽命”并非沒可能


  首先是理順機制體制,提高教練員對科學訓練的認知水平。可以把地方體科所人員的收入與地方隊伍的成績相掛鉤,推動地方體科所科技人員更多跟隊訓練,增加科技教練在球隊的“存在感”和決策權;同時,對各級教練加強培訓,提高教練任職門檻,用科學決策而非傳統經驗統領訓練。


  其次是提升后勤管理水平,增強運動員的自我約束能力。改善各運動隊的伙食供給狀況,每隊邀請營養師根據各項目的特點設計菜單,減副食加主食,改變“我國運動員都是法拉利,但加的卻都是柴油”這一情況,從自律和他律兩個方面同時發力,促進運動員合理膳食。


  此外,吸引科技資源和人才向體育領域集聚。專家表示,康復師、營養師的服務以及科研人員的產品貢獻給競技體育后,也能最終服務于全民健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民生·社會


  11  90后拉幫涉黑,“套路貸”遠程逼債


  2018年8月,山西省太原市汾河公園某處河底發現一具年輕女尸。經過深挖細查,太原警方揪出一個“套路貸”涉黑犯罪集團,團伙集團幾乎清一色都是90后。


  面對逾期還款客戶,他們采取“遠程非接觸式”催收套路,“量身定制”P圖照片,針對女性受害人合成裸體招嫖照片,并將這些照片發送給被害人及其家人、朋友,對被害人進行身心摧殘。


  840元借款致花季女子投河自盡


  2018年8月10日,27歲的小樊在手機APP平臺樂幫商城借款1000元,實際放款700元,7天之后小樊通過支付寶還款1033元。


  8月18日,小樊再次在樂幫商城借款1200元,實際放款840元,貸款期限為7天。


  8月24日到期后,犯罪嫌疑人李某豪打電話進行催收,小樊無力支付高額費用,形成了逾期。李某豪8月26日第二次向小樊進行催收,小樊依然無力支付高額費用。


  8月28日,李某豪第三次催收。這次,他們用小樊的照片,合成了裸體催債照片,并附上了“賣身還債”“聯系電話”等信息,通過手機彩信向小樊和家人發送了這些合成裸照。


  小樊羞愧難當,當晚,選擇跳河自殺。從開始在平臺借款到被逼自殺,僅僅過了19天時間。


  黑老大竟是90后


  太原警方深入調查后發現,這起命案背后隱藏著一個“套路貸”涉黑集團。


  在這個組織中,年齡最大的30歲,其他涉案人員均為90后。1991年出生、28歲的山東濟寧人孔某麟是這個集團的組織者。


  2018年6月,孔某麟看中“套路貸”商機,糾集吳某智、李某玲商議成立公司。為逃避監管,他們于當月14日,遠赴廣東東莞,成立東莞天啟融資租賃公司,并先后租賃浙江省杭州市和海寧市的3處房屋作為“辦公場所”。


  公司成立后,先后組織開發了樂幫商城、51易下款和金幫主3款手機貸款APP網絡借貸平臺,不斷推廣并引誘受害人下載后進行網上借款。


  隨著“業務”不斷增長,他們通過招募老鄉以及網上招聘,將組織發展壯大。到2018年10月26日該涉黑組織被打掉時,已發展成員20多名。


  據介紹,該組織采取公司化運營模式進行管理,通過制定考勤、財務報銷、業績獎懲、統一安排住宿等管理制度,強化對組織成員的控制。公司還專門設置了人事部、審核部、客服部、催收部。


  設置劇本誘人上鉤,“非接觸方式”遠程逼債


  為引誘受害人下載APP并貸款,該公司先以免抵押物、零貸門檻為誘餌,僅要求貸款人將本人照片、半年通話記錄、親朋好友的聯系方式等信息提交系統,由審核部進行后臺審核即可放款。


  通常受害人貸款額度為1000元到2000元。預扣30%到35%的手續費、7天未還款后收取30%的逾期費、每日3%利率的滯納金等合同內容則事先隱瞞。


  根據山西中強審計事務所出具的鑒定意見,該組織旗下的3個手機網貸APP自2018年6月15日上線至2018年10月26日,已合計向4118名受害人放款8860筆,金額700余萬元,合計催收3705筆,金額650余萬元。


  該組織給公司成員傳授P圖催收方法,并以“老帶新”的方式對新加入成員進行“套路貸”催債培訓。對一線組織成員,制定了每天的最低任務為“催收5單”,對未完成業績人員進行集中體罰。


  除了小樊不堪受辱自殺之外,被害人小何因無法承受該組織的高額利息,被迫遠赴菲律賓打工,斷絕與家人、朋友的聯系。被害人小高、小牛等人在家人、朋友收到威脅照片后,不敢通過正當途徑舉報,選擇“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從其他網貸APP平臺借款支付,陷入了更大的“套路貸”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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