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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月談第21期_半月談2019第21期文章匯總
http://www.www.tq4h.com       2020-05-19      來源:山東公務員考試網
【字體: 】              

  點此下載半月談2019年第21期精選文章匯總(打印版)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10月31日閉幕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近年來,我國基層治理的重心正逐步由經濟發展向社會治理轉型,已是人所共見的大趨勢。


  早在2016年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就指出:“基層是一切工作的落腳點,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實到城鄉、社區。”今年5月,中辦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基層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推動街道黨(工)委聚焦主責主業,集中精力抓黨建、抓治理、抓服務”。今年11月初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社區考察時再次指出,城市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衣食住行、教育就業、醫療養老、文化體育、生活環境、社會秩序等方面都體現著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


  由此可見,基層治理的中心工作日益向社會治理聚焦,已是中央擘畫的大方向,基層探索的新路標。


  深究這一轉型的來龍去脈,我們不難發現,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在經濟發展與市場監管方面取得顯著成效,積累了豐富經驗,但是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的水平相比之下還存在滯后性。作為更具復雜性和豐富性的治理活動,社會治理不僅包括單向的、以行政手段為主的政府管治,更多地包括政府與社會形成良性互動、協同共治的過程,以及政府培育和提升社會組織和民眾參與水平,激發社會自主治理活力的能力。


  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多變性和突發性,考驗著各級政府的智慧,要求我們必須加快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首先要在完善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上下功夫。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基層治理體系的內涵不斷豐富。剛剛閉幕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上述20字方針上又增加“民主協商”“科技支撐”,要求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黨建引領下的多元共治、社會自主治理,正成為中國基層治理新體系的堅實基石。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要進一步推進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在地方實踐中,推進社會治理重心下移,把資源、服務、管理下放到基層的新探索近年來不斷涌現,從浙江省基層治理“四個平臺”建設、北京“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實踐,到上海市取消街道招商引資職能、強化社會治理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層社會治理令人欣喜的新趨勢,有效提升了基層社會治理的精準化、精細化水平。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要讓基層創新的活力競相迸發,推動形成民主協商格局。近年來涌現的“民主懇談”“村民說事”“四議兩公開”等因地制宜的基層民主探索,提出了“提、議、調、督、評”“說、談、問、辦、評”等一系列相對制度化的做法,有效補充了村/居民(代表)大會、黨員代表大會等民主載體的不足,讓民眾真正參與到基層的常規決策之中。這既激發了民眾參與基層治理的熱情,也豐富了基層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內涵。對照《決定》要求,下一步,還當在“推進基層直接民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上用力。


  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還要用好科技支撐,以“互聯網+治理”打通政府之間、部門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壁壘,提升基層治理智能化、科學化、精準化水平。以前基層苦于“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隨著“互聯網+治理”的應用,“治理一張網”的新格局正在浮現。這張網既指借力互聯網技術,實現黨建、綜治、便民服務、公眾參與等信息及時共享、一網通辦;也指以網格化管理為載體,打通信息采集、事件處置、大數據研判等基層工作環節。以此為標志的治理數字化轉型為基層賦權賦能,相信可以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性。


  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構建,歸根結底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以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旨歸。既要規范有序,又要充滿活力,新格局既意味著政府服務的精細化,更意味著政府責任的具體化。從找準服務群眾的切入點和著力點入手,為發揮群眾主體作用,調動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可持續機制奠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創造過程,必將見證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燦然進展。


  半月講解


  2  “后進村”成了網紅打卡地


  西藏拉薩柳梧新區達東村,過去是典型的半農半牧村,不少群眾上山砍伐煨桑用的小葉杜鵑,再拉到市里售賣營生。“這對植被破壞很厲害,以前經常出現風沙天氣。”村黨總支書記多吉說,“后來我們規定了砍伐小葉杜鵑的數量,只能少量自用不能售賣,村里的收入一下降低了,成了遠近聞名的‘后進村’。”


  近年來,隨著機場高速、拉日鐵路在村旁穿過,有關單位在達東村征地建起了訓練基地。“有些群眾拿到補償后不思進取,很容易坐吃山空。”村黨總支第一書記米瑪倉決說,“上級部門經過調研后認為,村子距拉薩市區只有半個多小時車程,有山有水有風景,是城市近郊游的理想去處,決定實施村容村貌整治工程暨扶貧綜合開發項目。”


  定下規劃后,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投資公司按照一定比例入股,在村內建起了郊游用的帳篷、溫泉、桃園等休閑游項目。目前,達東村已經成為拉薩市民周末度假游的熱門地,上百頂帳篷供不應求,溫泉經常爆滿,剛建起的桃園甚至成了網紅打卡地,“后進村”的帽子徹底摘掉了。


  農牧民吃上“旅游飯”


  村民格珍初中畢業后一直留在拉薩打工。為了生計,她當過服裝店促銷員、餐廳服務員,最差的時候一個月只有四五百元收入。村里發展旅游后,她將家里的土地流轉出去,在村里打工每月僅工資就有3200元。“家里流轉了近8畝土地,僅此一項一年有兩萬多元收入。”格珍笑著說,“在家門口打工,還能在地里種些青稞、土豆,吃的用的花錢很少,收入大都能存下來。”


  建檔立卡群眾旦增曲珍也在溫泉當服務員,剛開始每個月工資只有2400元。隨著客人越來越多,她的工資已經漲到了每月3300元。“以前,家里孩子小無法出去打工。有時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請假接送小孩次數多了,領導不滿意,只能辭職。”旦增曲珍說,在家門口就業好,既能照顧孩子又有穩定收入。


  七組群眾白瑪扎西養了100多頭牛,過去只能開著小貨車到拉薩走街串巷叫賣畜產品,運氣差時不僅賣不到錢,還要倒貼油錢。村里興起旅游后,他將鮮奶、酸奶背到游客集中的地方,坐等顧客上門。2018年,僅售賣畜產品的收入就超過5萬元。“游客越來越多,收入肯定會越來越多。”白瑪扎西說。


  產業鏈不斷延伸


  “游客到了村里,對我們的傳統飲食很感興趣,但在公司化運作的景點里,只有傳統的中餐和西餐。我們馬上邀請以前在藏餐館打工的村民旦增克珠回到村里,開了一家藏餐館。”村主任旦增羅布說,根據游客需求精準增加旅游產業,既增加了村集體的經濟收入,又吸納了更多的村民就業。


  2018年,達東村人均收入超過1.4萬元,其中政策性收入占比不到20%。達東村實現良性發展后,很多在外務工的村民紛紛回到村里,勞務人才回流效應初顯。目前,村內有78名常年務工人員,一半以上是從外地回到村里的。


  一些大學生也主動回到村里發展。次白大學畢業后到村里的溫泉工作,每年收入近5萬元。“我剛畢業時想考公務員,不過看到這兩年村里發展很好,收入不低還能照顧家里,我就回來了。”次白說。


  旅游業的發展,帶動現代文明生活方式在村里蔚然成風。半月談記者采訪達瓦措姆時,她看到地上有片垃圾,馬上隨手撿起來放到了垃圾桶里。“村里環境干凈既是我們的臉面,也能吸引更多游客。”達瓦措姆說,村規民約中有禁止亂扔垃圾的規定。以前,大家是怕罰款不敢扔,現在是發自心底不愿意扔。


  黨群齊心,后勁十足


  在達東村發展過程中,支部引領、黨員示范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建農家樂等城市近郊休閑游項目而動員流轉土地時,很多群眾看不清發展前景,沒有信心,不同意流轉。村兩委召集小組組長、雙聯戶長講政策,要求從黨員開始做起。“我是黨員,一定要帶頭執行。”三組組長達瓦次仁召開本組群眾開會時,當場按手印一口氣流轉了將近5畝地,同組群眾紛紛效仿。


  在實施村容村貌整治時,村里選擇村主任家第一個進行改造,改造好后打開家門讓群眾參觀,其他群眾都比照村主任家改造完成后,再對村支部書記家進行改造。“主任和書記一個開頭一個結尾,徹底打消了群眾‘村干部家里房子可能裝得最好’的顧慮,工作推進起來又好又快。”米瑪倉決說。


  “黨員干部充分發揮組織優勢,妥善處理各種利益訴求和矛盾糾紛,經受住了考驗,黨組織凝聚力和組織動員能力顯著增強。”柳梧新區黨工委委員巴桑扎登說。如今的達東村,“小事處理看黨員,大事不決問支部”成為群眾共識,村莊良性發展后勁十足。


  半月調查


    “明星村”高光之下煩惱多


  近年來,一些村莊發展得法、成績斐然,各項工作都起到了示范帶動作用,因之集各種榮譽于一身,百姓俗稱為“明星村”。但是,半月談記者走訪部分這樣的先進村發現,高光之下,“明星村”也有自己的煩惱,不止一位村支書向記者傾訴了他們當“盆景”的辛苦。


  打造“明星村”,是要種一盆面子好看的“盆景”,還是耐心培植一片光彩長存的“風景”?


  “一難三多”心里苦


  在一般人看來,“明星村”十分風光,村支書有資源、有門路,啥事不好辦?可實際上,“村村有本難念的經”,“明星村”的煩惱也真不少。半月談記者梳理了一下,可歸納為“一難三多”。


  “一難”說的是寫總結難。“那可是個技術活!表揚自己固然重要,恰到好處地表揚上級更重要。要是沒領會上級領導的意思,就是自己給自己挖坑。”一位村支書如是說。


  他舉例說,有一次他們村接到通知,參加某項工作的省際經驗交流會。這項工作主要是村里自發組織干的,被省里安排作典型發言,大家挺意外。于是,匯報內容基本寫的他們村如何如何。材料拿到縣里,縣里一看,怎么沒有寫我們如何支持的呀,于是又添加了縣里的關心過問。材料再報到市里,市里說,這么好的露臉機會,市里對你工作也不是沒管啊,于是加上市里有關部門如何大力推進。后來一想,畢竟是省際會議,怎么能不寫上省里如何支持?于是,不待省里有關部門要求,他們就在材料上加上了省級層面如何統籌支持。


  “哪層不加也不行啊,不點到就是不尊重,不尊重就是沒處理好上下關系,以后各種榮譽可能就沒自己份兒了。”這位村支書以無奈的嘆息結束了回憶。


  “三多”說的又是啥?


  ——來觀摩的多。某省一個以鄉村旅游著稱的“明星村”,每天都會迎來大量觀摩團。村支書說,每天都有人來指導工作,感覺村里沒有一件工作不是在人眼皮底下干的。


  半月談記者赴某“明星村”采訪,抵達時已經是下午5點左右,先到村史館參觀,講解員的聲音格外沙啞。一問才知道,這個講解員一天要講十幾遍。由于村里要應付的接待太多,干脆定好一條路線,食宿分包到戶,村史館則是所有路線的“總樞紐”,無怪講解員如此疲乏。


  ——要贊助的多。一些“明星村”經濟基礎相對較好,找各種借口來要贊助的就多起來。一位村干部說,村里曾經開過制藥企業,當年紅火的時候,各種行業峰會、論壇的組織者踏破了門,來了先恭維村里企業做得大,再自吹論壇如何高端,最后話鋒一轉——“正好還有一個贊助單位的名額,留給你們吧,很多企業想要我們都不給呢。


  ”如果確屬自己需要,參加一下倒沒什么,可問題在于,這些組織者有的是上級領導的關系,有的是業內協會的“分身”,都不敢得罪,只能硬著頭皮答應。


  ——想采訪的多。村里沒名氣的時候,來個媒體就很高興,能露臉了嘛!隨著名氣大了,“幸福的煩惱”就來了。一位“明星村”村干部說,以前有媒體以曝光要挾,抓住村里一些雞毛蒜皮不放,非得榨點油水出來。現在這類現象少了,但一到節日、紀念日、重要會議召開日等時間節點,各路媒體就來了,因為村子是縣里市里乃至省里的“名片”。來了媒體還不算,媒體身后往往是上級布置的“重大活動”,有的村子實在吃不消,也得想法設法配合——結果只留下電視里一個畫面和領導的一句話:“你們村是典型,要帶頭參與嘛!”


  造出“盆景”不好養


  多位“明星村”村支書不約而同的一點感觸是:村子能發展成現在這個樣子,基本靠的是村里人自己努力,在需要雪中送炭的時候,沒有人搭理;村子成了“典型”,不少人就想過來沾點光、分杯羹,領導的新想法新思路也就紛至沓來了。


  某省北部有一個聞名遠近的“明星村”,這幾年忽然開始大搞“互聯網+農業”,對外宣傳要打造“信息社會第一村”。但半月談記者走到村子深處,聽到更多的是吐槽。幾位農婦說,新搞的這些東西“高大上”,但對她們的生活沒什么幫助。搞項目征了大量的地,村民的收入來源卻沒有替代品。“現在俺們想在路邊賣點橘子都不行嘍!”


  有些“明星村”和地方領導的政績綁在了一起,也讓村子的發展道路多了起伏。


  某縣級市的一個村子,2011年至2013年期間,是市委書記的聯系點,省級為民辦實事示范村和市級新農村示范村的牌子都掛了起來。那幾年新建了村部,修了水泥路和水利設施,村子面貌一新。但幾年過去,地方換屆,沒有領導聯系此村,“明星村”的光環就黯淡了許多。村支書說,現在再向上面要項目和資金,“就只能要來臉色嘍”。


  短評:莫為“盆景”傷“風景”


  “明星村”對于鄉村振興具有示范引領的作用,其價值不可低估。只是必須注意的是,一方面對“明星村”的發展道路,上級政府不能粗暴干預過多,增加村民負擔;另一方面,更不應提倡為求政績打造“盆景”式“明星村”,以不可復制、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形成一時的“吸睛效應”,卻于廣大基層群眾生活質量的提高無補。


  具體來說,對于經過一定歷史積累逐步興盛起來的“明星村”,要認識到其發展壯大的經驗是基層大膽嘗試、勇于探索的結果,值得總結和鼓勵的是這種首創精神和持久干勁,而不是貪基層之功為己有,在層層包裝中令基層迷失自我。此外,更應該為“明星村”的發展提供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同時本著合情合理、尊重法律的原則對其發展予以必要的監督引導。


  在各項評比活動中涌現的先進典型,也有可能成為“明星村”。需要注意的是,評審考核必須接地氣、講規矩,要在精準有效的制度設計上下功夫,要提高督查、考核的科學性,選出真典型,讓典型可持續。唯有在這兩方面共同發力,才能讓基層“明星村”成為田野上長久的“風景”,而非只在上級辦公室里好看的“盆景”。


  半月世界


  4  進博紅利惠全球


  一年前,黃浦江畔,中國舉辦全球首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國家級博覽會,應者云集。一年后,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世人翹首以盼中如約而至,盛況空前。這項國際貿易史上的創舉,正越來越多地聯通全球、惠及世界。


  搶先入駐,“進博熱”席卷全球


  全球化學巨頭美國陶氏公司大中華區總裁林育麟不曾想到,公司在首屆進博會竟能拿下近6億美元的采購大單。


  “去年,我們展臺接待了一萬多人。”林育麟告訴半月談記者,公司跟貴陽市政府還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在研發和技術合作領域達成深度合作意向,為陶氏公司在中國西南部打開了新市場。


  首屆進博會,陶氏公司展位面積為100平方米,今年翻了一番。像陶氏公司一樣,如果說一些企業在首次進博會中只是“嘗嘗鮮”“試試水”,那么在第二屆進博會中,用“搶灘登陸”形容它們并不為過。


  從參展面積看,首屆企業展和國家展總面積為30萬平方米,今年達到了36萬平方米。其中,企業展從27萬平方米增至33萬平方米,如此擴大,許多企業展位依然“一位難求”。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小栗道明表示,該機構集中組織了約160家日本企業和團體參展本屆進博會,涉及服務貿易、汽車、裝備等7個展區。“去年首屆進博會上,日本企業取得了豐碩成果,日本中小企業開拓中國市場的熱情也很高。”


  不只是規模在擴大,本屆進博會的“顏值”也在提升。世界500強和行業龍頭企業參展數量均超過首屆,一批優質中小企業競相亮相,更多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實現“全球首發、中國首展”。


  投下“信任票”,與中國“共成長”


  對不少企業而言,參加進博會,不僅是看中中國巨大的市場,更是看好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光明前景。美國高通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高通中國區董事長孟樸表示,高通與中國產業鏈的合作是全球化合作的典范,是中美科技領域合作的典范。“希望在5G時代進一步加強與中國伙伴的戰略合作。”


  近年來,高通在南京、重慶、青島和南昌設立了聯合創新中心,致力于推動擴展現實、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智能汽車等領域的物聯網技術發展。“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機消費市場和智能手機生產國,中國對全球5G發展的影響力和領導力不可小覷。”孟樸說。


  希望與中國共同成長的不只是高通。


  首屆進博會期間,瑞典企業醫科達收獲了數十單意向采購合同,不少醫療器械已在全國醫院陸續投入使用。市場反響良好促使這家企業在上海陸家嘴注冊成立了醫科達(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并認定為跨國公司區域總部。


  全球食品巨頭瑪氏,則在首屆進博會后對中國新增了10億元的投資項目,包括位于天津的寵物食品工廠、位于浙江的KIND營養棒和德芙生產線等。


  一筆筆外商投資、一棟棟拔地而起的研發中心、一個個“中國區總部”,見證外國企業對中國投下“信任票”,這其中,進博會的推動作用舉足輕重。


  攜手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進博會,不只是“買全球、賣全球”,更是國際政商學界共商世界經濟重大、前沿熱點問題的高端對話平臺。


  本屆進博會期間舉行了以“開放創新,合作共贏”為主題的第二屆虹橋國際經濟論壇。論壇下設5場分論壇,議題分別為“開放、規則和營商環境”“人工智能與創新發展”“世貿組織改革和自由貿易協定”“數字化時代與電子商務創新發展”“70年中國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4000多名來自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商學界及國際組織代表共商共議、共解難題、共謀發展,為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建言獻策。


  經濟全球化與多邊主義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參與。當前,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的種種舉措不僅使中國獲益,也惠及世界。中國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推動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在開放中與世界共享發展“大蛋糕”,這是中國為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作出的實實在在的貢獻。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綦江“三級和議”,議出和諧鄉村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針對基層治理的一系列復雜問題,重慶市綦江區建立“三級和議”制度,探索出一套深入最基層、反應最迅速、化解最有效的基層矛盾糾紛逐級化解新模式。


  身邊“和議員”,隨時隨地化解矛盾


  2018年1月,綦江區新盛鎮石橋村,一陣陣激烈的狗叫聲和爭吵聲打破了小山村的寧靜。原來,在硬化修建鄉村道路時,石橋村王大娘家的水田未能種上水稻,另一邊地里的土豆也受影響。王大娘便找到村民組長要求賠償損失。因賠償金額無法達成統一,雙方陷入爭執。


  村里的張婆婆眼看爭吵越發激烈,趕忙上前勸阻,卻平息不下來。于是張婆婆把電話打到村里的“分鐘法律診室”,請“和議員”調解此事。


  “和議員”袁老師接到張婆婆電話后,馬上與同事趕往現場。袁老師先穩定雙方情緒,然后詳細了解事情經過,并前往王大娘的受損農田實地查看,最后召集雙方當事人協商,提出了解決建議。經過袁老師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調解,雙方達成協議,事情得到圓滿解決。


  這是綦江區“和議員”化解基層矛盾糾紛的一個案例。


  立足糾紛化解、法治宣傳、信息收集等職能,綦江區建設名為“分鐘法律診室”的矛盾化解平臺。2017年10月至今,全區共建立“分鐘法律診室”93個,共有“和議員”2034名,多由本村本鄉德高望重人士擔任。如今,遇到矛盾糾紛就找“分鐘法律診室”已成為村民們的新習慣。


  三級貫通,形成協調聯動機制


  在“分鐘法律診室”的基礎上,綦江區探索建立了“三級和議”制度——


  一級和議,由“和議員”擔任和議長,召集當事雙方,就近及時對簡單糾紛進行初步和議;二級和議,由村支兩委領導擔任和議長,召集村干部、“和議員”、當事雙方,對一般糾紛進行和議;三級和議,由街鎮領導為和議長,對政策性強、涉及人數多、時間跨度長的復雜性糾紛進行和議。


  一級和議無法解決的矛盾糾紛,二級和議就會出馬,如果仍未解決,則由鄉鎮街道黨委政府主導三級和議予以化解。


  去年,綦江區新盛鎮至橫山鎮大坪村的公路開工建設,石橋村村民李應池拒不配合公路修建:“我的土地屬于房屋宅基地自然界和自留地,應該比耕地補償金額要高。”


  最初,“和議員”多次上門給李應池做思想工作;后來村組干部、綜治專干等人到李應池家做溝通;再后來,新盛鎮黨委政府啟動三級和議,鎮領導帶上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組織村社干部、法律界人士、群眾代表和李應池本人召開院壩會,對現行國家政策法規予以解釋說明。


  “李大姐,根據國家政策規定,現在已經沒有房屋宅基地自然界、自留地、耕地之分了,補償要按照統一標準執行。”經過一番解釋開導,李應池想通了,說:“修路是大好事,既然國家政策是這樣規定的,我一定支持。”


  利用“三級和議”制度,綦江區有效構建“三治融合”大平臺。律師定期開展“和議員”法律培訓,審查指導一級二級和議卷宗,參與綜合性糾紛調解,保證“三級和議”制度全程運行在法律軌道上,最大限度提升“三級和議”制度化解矛盾糾紛的效果。


  雙向通道,黨群關系優化在基層


  我們在基層調研時發現,不少村(社區)干部忙于日常行政事務,真正下去服務群眾的時間不多。因此,綦江區將“三級和議”作為黨委政府與群眾緊密聯系的雙向通道,將“和議員”作為黨委政府聯系群眾的紐帶。


  首先,俯下身子“聽”。充分利用“和議員”分布廣、情況熟的優勢,把他們作為收集社情民意的最初端,最大限度匯集群眾所思所想所盼,并逐級反饋到當地黨委政府。


  其次,彎下腰桿“講”。通過“三級和議”制度的反向通道,從街鎮黨委政府到村(社區),從村(社區)到“和議員”,層層傳達黨委政府的重大決策部署,最大限度爭取群眾支持。


  再次,快馬加鞭“做”。加強“和議員”的專業培訓,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充分賦予“和議員”信訪代理、政策指導、法治引導等職能,通過對群眾的“小微服務”,使“和議員”成為黨委政府與人民群眾間的紐帶和“潤滑劑”。


  如今,“三級和議”制度在綦江區大小村子不斷深入,把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為基層社會治理探索出一條便捷高效的新路徑。


   6  誣告成本低,一告事就“黃”


  捏造“情況反映”,借信訪舉報對他人進行惡意誣陷;干部換屆考察等“關鍵時刻”,故意進行不實舉報,試圖影響相關工作……近年來,隨著各地對于問題線索的查處力度增大,一批“問題干部”被及時查處;但同時出現有人為達到個人目的,借信訪、舉報、投訴等途徑進行誣告等問題。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一告事就“黃”,遇到舉報就先把相關干部“放一放”的怪現象,極大地挫傷了干部的積極性和工作熱情,同時嚴重影響了地方政治生態。


  “一封信、幾角錢、查幾年”


  中部地區某扶貧干部,被舉報存在向一位村黨支部書記“打招呼”,由該村出資為一名土地承包大戶修建泵站的問題。


  但地方紀檢監察部門介入調查后發現,土地承包人承包土地時,是嚴格按照“四議兩公開”程序進行,其中并無違規違紀操作現象;而修建泵站的決定,是在土地承包之前就已作出,并非為了照顧特定人員。


  雖然被舉報問題最終查清,但這名扶貧干部的情緒明顯有些低落:“一門心思干工作,卻被人暗放冷箭,遭人流言蜚語,不但分散工作精力,而且感覺寒心。”


  類似遭遇的基層干部有不少。大別山麓一名副鎮長,因被舉報而遭受調查。在與調查人員的交流中,他得知,被舉報的問題之一是“開展工作中存在優親厚友謀取私利問題”。這讓他感到無奈:“我的籍貫不是本地,沒有親戚在這里,肯定沒有‘優親’,‘厚友’等問題也不存在,我愿意全力配合,接受組織一切調查。”


  還有部分干部,平日里少有“告狀信”、舉報信,但在被公示提拔、獲得榮譽表彰等“關鍵時刻”遭遇舉報。


  武陵山區的一名縣級領導干部,在當地有著很好的群眾口碑,并以實干著稱,但在即將升遷之際,被人列出“六大罪狀”,不僅有“心胸狹隘,借反腐泄私憤”等與實際情況不符內容,在朋友圈獲得點贊也被稱為“接受精神賄賂”。


  湖北省紀委監委調研顯示,惡意誣告行為五花八門:有的故意捏造“問題線索”,借信訪舉報對他人進行打擊報復;有的在換屆考察前夕,故意制造“黑料”,給他人“使絆子”;有的因為自身不合理訴求沒有得到滿足,肆意造謠中傷他人……


  不實舉報中,很多涉及的事情雖然不大,但因為舉報內容多樣且有的內容故意含糊不清,完全調查清楚并不容易。基層群眾調侃“一封信、幾角錢、查幾年”,惡意誣告行為的總量可能不大,但“殺傷力”很大,讓不少黨員干部泄氣、傷神、寒心。


  一告事就“黃”,多類不實舉報困擾基層


  不少不實舉報或是惡意誣告行為,對干部產生了直接、明顯的負面影響。


  半月談記者調研中了解到,一告事就“黃”的問題,在不少地方客觀存在。有的地方,被舉報的干部正處在考察任用之際,但由于舉報的問題尚未查清或者一時難以查清,上級徑直選擇從備選名單中剔除這名干部,或是終止相關任用程序;也有的地方,久查無果后,最終不了了之,對干部本人也沒有任何反饋,讓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又背上了“思想包袱”。


  其中,不少被惡意舉報、誣告的人員,處在直面矛盾的一線,原本是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但在堅守工作原則底線或不向違紀違法行為妥協時被惡意舉報。


  多名受訪紀檢監察干部及組織系統工作人員,梳理了常見的幾種進行不實舉報、惡意誣告,最終經查并不屬實的現象:


  ——編造式舉報。相關問題并不存在,舉報人出于政治目的、個人恩怨、嫉妒心理等,故意編造虛假問題線索,捏造事實,偽造證據,制造、散布謠言,對干部進行舉報、誣告。


  ——夸大式舉報。有的舉報人,并不掌握具體的問題線索,或是掌握的線索與干部個人違紀違法無關,但在舉報中,故意夸大相關問題的嚴重程度,或是故意“上綱上線”。


  ——掛名式舉報。為了引起紀檢監察機關的重視,有的舉報人甚至借用別人的名義舉報,或是在舉報信后虛列大量并不知情人員的姓名,進行虛假的“實名舉報”。


  ——重復式舉報。舉報人在舉報線索已經被查否,并得到相關部門反饋或是澄清之后,繼續向上級部門或是其他部門重復舉報、惡意詆毀他人,令被舉報干部不堪其擾。


  中部某地級市曾對4起被不實舉報的案例進行澄清。當地紀委相關負責人坦言,其中,有人是在執紀執法崗位得罪人較多而遭人報復,有人是在精準扶貧領域向不作為、亂作為現象勇敢“說不”而被人誣告,有人則是因為在依紀依規處理套取自然災害補助資金違紀問題上讓人不滿意而被舉報。


  惡意誣告,絕不能放任不管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馬克思主義學院黨的建設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岳奎認為,誣告陷害、惡意舉報之所以屢屢出現,“成本低”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些人為達到個人目的,惡意誣陷他人,不僅損害了黨員干部的個人名譽,挫傷了干事創業積極性,也浪費了監督執紀資源,影響了政治生態。這種現象必須扭轉。”


  湖北省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介紹,惡意誣告與一般的錯告有著顯著區別。“一般錯告主要是舉報人對政策理解偏差或有誤解,在相關部門及時解釋后就能消除疑慮;惡意誣告則明知所舉報的情況與事實不符,但為了打擊、報復他人故意為之。對此,不能放任。”


  當前,誣告陷害、惡意舉報等問題,也在部分地區受到關注。近期,天津市紀委監委出臺《天津市紀檢監察機關處置惡意舉報行為暫行辦法》,安徽省紀委辦公廳印發《為受到誣告陷害錯告誤告干部澄清正名若干規定(試行)》。


  今年10月,湖北省紀委監委出臺《關于鼓勵和保護干部干事創業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嚴格規范函詢,防止對干部造成不應有的精神困擾,“對信訪舉報內容不具體、可查性不強的,一般不作函詢,可以通過談心談話提醒等方式處理”“對信訪舉報反映的問題經查不屬實的,應當在適當范圍內給相關干部予以澄清正名,并向組織部門予以說明”。


  受訪干部群眾認為,在及時為被不實舉報干部澄清、“正名”的同時,也要加大對實施誣告行為人員的打擊力度,必要時應及時啟動反向調查程序,依紀依法從嚴從重懲處。部分地方紀檢監察機關探索實施的“對查實確屬誣告者,通知誣告者本人并向所在單位通報,情節嚴重的立案調查”等,具有借鑒意義。


  教育改革進行時


  7  教育懲戒權,教師不敢接


  今年中央下發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其中提到,要制定實施細則,明確教育懲戒權。


  關于教育懲戒權的討論,是近年來的社會熱點,甚至出現怪象:管理部門希望將戒尺交給老師,老師們卻擺擺手、搖搖頭,不愿接過戒尺。


  “懲戒是人生成長的一味良藥。沒有懲戒的教育,是缺鈣的軟骨教育。”采訪中,有老師這樣說道。然而,現實中面對教育懲戒權,他們又為何退避三舍?教育懲戒權從文件走向現實還有多遠?


  從“不聽話您就罰”,到“我都舍不得罰,你有什么資格”


  “你們整個學校都在欺負我孫子!”前不久,湖南湘潭的一所初中來了一位情緒激動的家長。因為其孫子在學校上課不聽講、考試不答題,班主任嚴肅批評了他。孩子回家告訴了爺爺,爺爺一氣之下沖進了校長辦公室。


  老師們為何不敢舉起戒尺,從一些新聞中可見端倪:老師批評學生只考3分,被家長暴打致住院;孩子座位被調整,家長投訴要求換班主任;老師通報孩子成績,被“差生”家長要求登門道歉;孩子犯錯被叫家長,家長帶著律師和錄音筆來校對峙……


  “一些家長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都舍不得罰,你有什么資格’?”云南大學附屬小學校長謝靜從教30年了,她深刻感受到這些年家長在管束孩子方面明顯的態度變化,“家長不再像上個世紀那樣,認為嚴管才是厚愛,現在護犢成了主流。與此同時,孩子自尊心更強,抗挫抗壓能力卻更弱了。”


  這不是個別教育工作者的體會。江西井岡山小學校長張青云告訴半月談記者,過去,家校雙方都認為教師行使懲戒權是天經地義的,一些家長甚至會誠懇地對老師說“不聽話您就罰”“不聽話就好好管”;如今,一些孩子卻成了“小祖宗”。


  “熊孩子在學校無法無天,老師一旦懲戒,一些家長輕則挺身而出討說法,重則大動肝火‘鬧天宮’,加之一些極端事件變成負面報道廣泛傳播,一種輿論氛圍就形成了——教育似乎不該有懲戒。”張青云說。


  “惹不起躲得起”,老師“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


  教育學家馬卡連柯曾說過,適當的懲戒不僅是老師的權利,更是老師的義務。但近年來,面對學生的出格行為,越來越多的老師出現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態。


  今年,廣東省司法廳公布了《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送審稿)》,其中明確:學校和教師依法可以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甚至采取一定的教育懲罰措施。但此法規一出,諸多受訪教師卻紛紛表示,管理部門的好意“心領了”,但這個權利卻“不敢用”“不愿用”。


  “老師們在發火生氣時,稍微重一點的話都不敢說。”謝靜說,一些老師拒絕使用教育懲戒權,是因為擔心“引火上身”。


  “只要孩子不高興,家長就到學校找麻煩,這還讓老師怎么教?”湖南80后英語教師小雅說,她曾在課堂上嚴肅批評一名玩火柴點火的女孩,并令其抄寫單詞以示懲戒,身邊的老師卻好心提醒她,這位學生的奶奶十分溺愛孫女,“之前就因為孫女挨批評,到學校大鬧過一次,少管點吧”。


  云南大學附屬中學教師唐瑾也表達了行使教育懲戒權的困擾:“盡管校紀校規對作弊等行為有明確的處理規定,但有些家長要求孩子受處分不能讓其他人知道,甚至威脅‘如果孩子因此出事,學校負全責’,所以我們都很小心。但這樣的處理起不到警示作用,挺矛盾的。”


  華東交通大學心理學教授、心理素質教育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舒曼認為,社會上一些家長的過度維權,導致老師因為擔心“惹事”而不愿行使教育懲戒權。


  采訪中,湖南、江西、云南等地的多位受訪校長、教師反映,長期以來,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對嚴禁教師體罰等規定三令五申,而對力挺教師適度行使懲戒權卻“緘口不言”。執紀和維權的失衡,讓一些老師選擇“明哲保身”,形成“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的氛圍。


  老師舉戒尺,還須邁過幾道坎?


  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呼吁、探索保障教師的教育懲戒權。但受訪的基層教育工作者們認為,從建章立制走向真正落地,仍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在白紙黑字與現實操作之間,尚有幾道坎需要跨越。


  第一道坎,是“發育不全”的家校聯動。昆明家長王女士有個正在上小學的女兒。作為教育懲戒權的堅定擁護者,王女士專門買了一把戒尺,在班級家長微信群中“推廣”。她坦言,目前教育懲戒權落地情況不容樂觀,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有些家長不接受孩子被懲罰,只要有一個家長去學校、教育局鬧過一次,就會讓整個學校的老師不敢再行使懲戒權”。


  一些家長的“玻璃心”和“應激維權”,成為橫亙在孩子健康成長之路的“天塹”。


  家校共育心理學專家梁曉玲告訴半月談記者,成人心理狀態的不穩定,往往會投射到孩子的教育領域。“父母的心是一片大海,孩子是海里的小船。如果大海總是波濤洶涌,小船怎么能平穩航行?”梁曉玲說,家長抗拒教師適度行使懲戒權,對孩子而言,看似是心理保護,實則是心理磨損。


  當然,近年來確有一些教師濫用懲戒權的負面事件出現。過度懲戒給學生身心造成傷害,也讓一些家長憂心忡忡。家長與老師之間由此引發的不互信,導致不少地區家校共育的良性循環沒有形成。


  第二道坎,是“曖昧不清”的界限細則。江西南昌站前路小學教師李屏認為,目前懲戒的形式、范圍、程序等都缺乏明晰的法規界定,導致教師行使懲戒權出現“法出無源”的困境。盡管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保障教師行使懲戒權的倡議和指導性文件,但細則的缺乏導致一些構想的操作性并不充分。


  “確實不好把握尺度。話說多重算批評,多重又算辱罵?抄幾首古詩算練習,幾首又算體罰?”不少老師追問,行使教育懲戒權的界限尺度究竟在哪里?


  “現在一些標準很主觀,家長覺得老師愛孩子,批評就是懲罰,老師不愛孩子,批評就成了傷害。可老師愛不愛學生,這是個主觀判斷,邊界在哪里?誰說了算呢?”張青云認為,要讓老師用好“戒尺”,關鍵在于有明確的法規細則為教師壯膽撐腰。“只有細化、明確化,才有可操作性。不妨擬出清單式管理條例,既明確原則性的紅線底線,又明確可以實施的懲戒方式內容。厘清邊界,才能握住戒尺。”


  解碼城市


  8  日照:城市治理有一套


  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讓城市的體量愈發龐大——新城區拔地而起,新市民與日俱增。在城鎮化急促鼓點的背后,管理好城市、運行好市政、服務好居民的考卷需要不斷作答。?


  規劃有高度、建設有厚度、管理有力度、城市有溫度,山東省日照市積極構筑大城管工作格局,搭建城市智慧管理平臺,初步建立有用高效的城市精細化管理流程。從中心城區到鄉鎮駐地,從交通干道到背街小巷,日照市容市貌、市民生活品質換了新顏。


  城區荒地建花園


  “有這么一處公園可好嘞,晚上這廣場上唱歌的、跳舞的多得很。”65歲的市民秦學英推著老伴來到日照石臼中心公園曬太陽。老人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們一步步看著這里從雜礫遍野的荒地變成寧靜優美的公園。?


  秋日的日照,陽光正好。這片占地約1.2公頃的公園,建有供人歇腳的休憩長廊、平坦寬敞的文化小廣場以及曲徑幽然的健身步道。在公園里,十幾位銀發老人與蹣跚學步的小娃娃共享天倫之樂,兩位練習吹奏葫蘆絲的中年人比鄰而坐,多座智慧健身設施接近完工。?


  “這公園圓了當地居民20多年的公園夢。”日照市東港區石臼街道黨工委委員卜憲龍說,石臼街道轄區面積約1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13.1萬人,曾是當地較早完成城鎮化的區域。高樓起了,公園綠地不足的短板卻沒補上。?


  其實,建公園并非難事,難的是為公園找到一片合適的土地。石臼中心公園涉及供銷社、農機公司、周邊社區等多家單位產權,僅老舊房屋就有5000多平方米。?


  為了讓公園盡早竣工,當地街道從2018年12月就啟動這一地塊的房屋拆遷與土地平整協調工作,一家家地做工作。為了及時移交一塊500多平方米的土地,當地干部就曾登門拜訪業主10余次。2019年7月,經過3個月集中施工期,公園建成投用。?


  如今,石臼街道已先后完成139個小區綠化改造,建成與在建公園綠地15處,新增綠地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


  “三有”管家事好辦


  石臼街道的變化,是日照市提升城市管理能力的一個縮影。2018年以來,日照強化頂層設計,構筑“大城管”工作格局,為城市管理向深里走、向細里走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日照全市55個街道與鄉鎮均被納入城鎮精細化管理工作中,實現一體謀劃、一體部署、一體考核。?


  ——面對基層需求,反應更加迅速。“以前小區周邊發現有垃圾堆,上午報情況,下午清運走,就已經算快的了。現在,用不到一個小時。”日照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春天花園社區黨支部副書記李玉霞說,如今政府推進的城市綜合管理智慧平臺讓基層工作輕松了不少。?


  ——優化考核方式,讓基層更有發言權。“街道鄉鎮能夠給市區兩級職能部門打分,改變了以往的城市管理方式。”日照市東港區日照街道黨工委副書記李華波說,他們現在真切感受到,上級職能部門每時每刻都在幫助基層一同做好城市管理工作。?


  “簡單來說,日照對城市管理工作的優化與再造,核心是要解決‘看得見問題的管不了問題、管得了問題的看不見問題’的弊端。”日照市城市管理局局長喬宇說,2017年至今,日照市先后出臺《日照市城市管理條例》《日照市物業管理條例》《日照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等,搭建起城鎮精細化管理制度體系的“四梁八柱”,讓城鎮管理告別“突擊式”“一陣風”,走向常態化、制度化、法治化。?


  成立時間接近一年的城市管理局,如今被譽為“日照市民的大管家”。供水、節水、防汛、排污、園林綠化、市容市貌整治、綜合行政執法等職能都已劃轉到城市管理局,居民家中的水表、燃氣表、熱力表也都由其管理。“大管家”的稱呼名副其實。?


  喬宇說,當前日照城市管理工作已形成“有人干、有權干、有錢干”的局面。“有人干”,是指城市管理隊伍向街道、鄉鎮進一步下沉;“有權干”,則是利用考核辦法賦權基層,倒逼職能部門提高履職盡責效率;“有錢干”,指合理分配公用事業單位經費等獎補資金,讓考核靠前的部門嘗到甜頭、更有干頭。


  精細管理繡錦緞


  用繡花功夫做好城市管理工作,如今已成為基層共識。日照推進城鎮精細化管理一年多以來,城市更加干凈整潔、規范有序,城市綠化量質齊升。亂搭亂建、亂涂亂畫、亂扔垃圾等問題得到有效治理,居民生活獲得感顯著提升。?


  今年是日照建市30周年。30年來,這座海濱城市從一個不到13平方公里的小縣城,拓展為110.7平方公里的現代化都市。全國文明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國家園林城市、聯合國人居獎…… “黃海明珠”分外奪目。


  與此同時,管理好這座城市也更需要智慧與效率。


  “你看這就是隊員剛上報的情況,這家商鋪把商品擺到了店面外。”在城管隊員李國瑞手機上的“智行”App里,記者看到信息采集員上報了一家批發超市涉嫌占道經營的信息,內容除店鋪位置外,還附有現場照片。


  卜憲龍說,如今的城市管理工作更有科技范兒、更加智能化,“基層街道與職能部門聯動更為密切了”。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日照市從今年5月份開始,準備用3年時間建成城市綜合管理智慧平臺,徹底改變以往城市管理各管一攤、數據不全的情況,形成“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感知、用數據創新”的城市管理新方式。“屆時我們就可以詳盡分析匯總的數據,為城市做體檢。”喬宇說。


  今年10月9日,日照正式開通市民“隨手拍”服務。市民只要登錄“日照微城管”微信公眾號,通過“隨手拍”服務端口就能及時上報環境衛生、交通設施、機動車違停、養犬管理等12類問題。上報情況屬實的市民,還能獲得微信紅包獎勵與積分。截至10月28日,積分排名最高的用戶已有近900分。


  喬宇認為,今后的城市管理工作必須強化各級職能部門間的“條塊結合”,達到“條為塊分憂、塊為條服務”的效果,形成城市管理的合力,并積極引入誠信體制建設,將社會信用評價與城市管理實踐掛鉤,進一步降低城市管理的運行成本,讓城市管理有力度,有溫度。


  時政·財經


  9  汽車產能嚴重過剩,多地仍在上馬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國汽車產銷分別為1814.9萬輛和1837.1萬輛,同比下降11.4%和10.3%;截至9月全國汽車產銷量已連續15個月同比下降。相關企業和專家表示,今年全國汽車產銷量大約2500萬輛,而全國汽車總產能已有3500萬輛左右,且仍有上千萬輛產能處于規劃或建設中。部分地方政府的盲目助推,將使汽車行業產能過剩愈演愈烈。


  中低端產能嚴重過剩,行業進入淘汰賽


  重慶是汽車工業重鎮,年產量一度超過300萬輛。但今年上半年全市汽車產量只有82.39萬輛,整體產能利用率已低于40%,多家車企陷入困境——總產能65萬輛的北汽銀翔去年全面停產,至今前途未卜;力帆汽車陷入債務危機,目前處于半停產狀態;主要布局在重慶的長安福特年產能高達160萬輛,年銷量一度接近100萬輛,但去年銷量僅37.8萬輛,今年上半年又進一步下滑67%;北京現代五工廠在重慶投產兩年多來,產能利用率一直未突破30%……


  不僅是重慶車企,半月談記者梳理發現,今年上半年排名前20位的上市車企中,有12家利潤下滑、5家虧損,一汽、奇瑞、比亞迪、江淮、東風悅達起亞、海馬等車企的產能利用率均低于70%。今年上半年,全國汽車產業還出現10多年來的首次整體利潤負增長。


  中國汽車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周舟認為,當前汽車產業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過剩特征,大量產能堆積在中低端,高端產能明顯不足,難以適應消費升級的需求;部分自主品牌和法系、韓系車企正承受巨大壓力,而德系、美系車企總體相對穩定,一些日系車企還在擴大產能。


  研究咨詢機構伯恩斯坦不久前公布的數據顯示,戴姆勒、寶馬在華合資企業產能利用率超過90%,通用在華合資企業產能利用率為88%,大眾在華合資企業產能利用率也超過了80%,本田、豐田在華合資企業產能利用率則超過100%。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汽車行業公認的產能利用率安全線為80%,60%被視為車企的生死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汽車產能利用率為77.2%,同比下滑3.8%。“相當一部分車企的產能利用率已低于60%,行業淘汰賽已經打響,一些競爭力不足的企業可能出局。”汽車行業專家張毅說。


  企業難抑沖動,產能擴張仍在繼續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2015年以前我國汽車工業持續高速增長,各大車企發展順風順水。“十三五”初期,各大車企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規劃,其中一汽、東風、長安、上汽、北汽、廣汽6家企業2020年產銷目標總計大約有3000萬輛,華晨、長城、江淮、吉利、奇瑞等車企2020產銷目標也都超過100萬輛。


  然而,2016年以來,全國汽車產能利用率、車企利潤率連年下降,產銷增速明顯放緩甚至負增長;雖然有關部門采取多種措施限制汽車產能過快增長,但眾多車企仍按耐不住,繼續擴大產能。“現在看來,這些車企2020年產銷目標可能要落空了。”某業內專家說。


  同時,一些傳統車企“押寶”新能源,大量來自金融、互聯網、地產等行業的社會資本涌入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催生新能源造車熱潮。在2017年高峰時全國涌現出接近200家造車“新勢力”企業,加之傳統車企紛紛向新能源轉型,全國新能源汽車規劃產能總量接近2000萬輛,是《汽車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設定的2020年全國新能源車產銷200萬輛目標的10倍。


  目前,有的造車“新勢力”已銷聲匿跡,有的仍停留在“PPT造車”階段,只有10余家實現了車輛交付且總量非常有限。隨著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退坡、市場競爭加劇,今年7月以來全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已連續3個月負增長,這個傳統車企轉型和社會資本競相追逐的風口,已演變為競爭激烈的紅海。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企業在不斷加碼新能源汽車:吉利正按計劃投資超過1100億元建設超過100萬輛的產能,寶能正在建設的4個生產基地規劃產能超過200萬輛,恒大擬投資近3000億元建設4個生產基地……


  不僅在整車領域,新能源汽車零部件產能過剩矛盾也已顯現。以動力電池為例,雖然不同機構公布的全國建成和在建、擬建的動力電池總產能的數據不盡一致,但都超過200GWh,且大多為中低端產能。中國汽車動力電池產業創新聯盟副秘書長馬小利介紹,1至9月全國動力電池產量和裝車量分別為63.5GWh、42.1GWh;今年三星、LG、SK、松下等日韓企業開始進軍國內市場,將進一步加劇動力電池的產能過剩和國內企業的生存危機。


  地方政府助推,“香餑餑”或成“燙手山芋”


  汽車項目產值高、稅收貢獻大、吸納就業多,一直是各地招商引資的“香餑餑”。多位業內人士認為,汽車產能持續增加,既有企業主動擴張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助推的因素。有的地方在招商引資時出力、出錢、出土地、減免稅收,一旦項目陷入經營困境,“香餑餑”或變“燙手山芋”。


  以眾泰汽車布局在重慶璧山區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為例,2015年璧山區在引進該項目時不僅提供了優惠的招商條件,還由區財政控股的企業出資2.1億元用于項目資本金;后來項目陷入困境并停產,留下“一地雞毛”。


  為鼓勵發展新能源汽車,去年5月中部某省出臺政策,提出到2020年全省新能源汽車產能達到50萬輛、鋰離子動力電池產能達到40Gwh;目前全省11個地市中,超過一半都布局了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當地一家車企的負責人表示,該省汽車產業基礎相對薄弱,資金、技術、人才都短缺,但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多數企業都通過高負債進行低水平產能建設。


  “不少地方都將政府參股作為吸引汽車項目的常規手段,有的地方政府還在車企陷入經營困境后通過國有企業或財政資金施以援手,最終可能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一些企業負責人和專家表示,無論對整車企業還是上下游企業,淘汰賽將會愈演愈烈,地方政府對上馬新產能應慎之又慎,對落后產能應設法妥善出清,而不是抱薪救火,讓其茍延殘喘。


  科技·文化


  10  實體書店回暖,不賣圖書賣體驗


  電商的崛起讓實體書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潮,不過近來實體書店漸有復蘇之勢。《2018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報告》顯示,網購雖是圖書零售市場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但實體書店也開始走出負增長的低谷。那么,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的各類實體書店與以往有何不同?經營業態又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理想很豐滿,現實仍骨感


  布置溫馨的空間、精心打理的小院、立足門口就能聞到的咖啡香氣……在長春吉大南校街上一個復古的小門后別有洞天,這就是呂冬發起的“樂讀書社”。雖然面積不大,但“樂讀書社”是長春首家以眾籌形式創立的獨立書店,目前已在吉林省內拓展出好幾家分店,并成為當地實體書店中獨樹一幟的品牌。


  像“樂讀書社”這樣的實體書店近幾年越來越多,書店融合了創辦人的文化理想與愛書人的精神渴望,并逐漸成為一些人的精神家園或者城市文化地標,如北京的萬圣書園與單向空間、南京的先鋒書店和成都的卡夫卡書店等。


  不過,現實是殘酷的:面對強大的競爭壓力和高漲的運營成本,一些獨立書店被迫不斷更換店址,縮小店面,還有一些書店最終淡出人們的視線。中國圖書網渠道經理阿威說:“一家實體書店如果能堅持5年,并且還要有成為城市地標的潛力,才有可能靠口碑和讀者繼續存活,而很多書店在此前早就倒閉了。”


  呂冬說:“書店大部分的成本是房租和人力,只賣書覆蓋不了支出。”北京西二旗“一個書店”店主文海也表示:“買書的需求是存在的,但實體書店的弱勢是沒有商品定價權。”


  賣周邊賣體驗,實體書店這樣活


  為了存活下去,實體書店也在不斷嘗試改變。與最初只單純賣書不同,現在的實體書店還把更豐富的文化活動,比如品茶、電影、朗誦等內容加入實體書店這一空間。


  “樂讀書社”“一個書店”會經常在周末舉行讀書會、分享會,有時還會邀請一些作家或是學者到書店與讀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呂冬說:“我們創造這個空間就是為了讓這樣一些書、這樣一些人跟大家見面。實體書店里舉辦文化活動,讓書不再是單純的承載文字,更多的是文化交流,帶領讀者在書籍之外閱讀生活,這是實體書店自身獨特的優勢。”


  北京單向空間、南京先鋒和廣州方所等書店,則開發了自家的文創產品。“我們家比較火的文創品牌是‘單向歷’,每年都有一大批回頭客來訂購。”北京單向空間的店員劉劍釗說,“在我們店,文創總收益是比賣書高的。”這些舉措一方面提高了書店利潤空間,增加了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吸引了顧客,給大家在周末提供休閑娛樂的空間。


  在北京前門邊兒的Page one書店童書區,也有全家出動帶孩子來看書的年輕父母。一個帶著5歲兒子的媽媽說:“我們周末常帶孩子過來看書,還給孩子在這里報了繪本課活動。”在附近居住的居民李先生認為:“在這里看書有一種儀式感,實體書店為大家提供了一個方便舒適的空間。”


  未來,逛書店或成日常


  越來越多建在購物中心、旅游景區等人流密集地區的網紅實體書店正在成為 “文化地標”。長春三聯書店店長王碩說:“在業內,我們稱這樣的現象為書店1.0到2.0的升級,書店業態變得更為豐富。通過這樣的變化,我們不僅為更多讀者提供了閱讀資源,并且建立了更為廣大且高質量的書友基礎。”


  近年來由于電商的沖擊,實體書店的經濟價值變小。但電商是存在“馬太效應”的,好書很多,可如果這些好書只有很少的點擊量時,就不易被推薦到銷售首頁被大家發現。所以在線下的實體書店里,讀者常常能更容易發現小眾的好書,這就是實體書店存在的意義。


  文海說:“單純買書一定是線上更便捷更便宜,但發現好書、認真讀書、和書友交流的這些過程,卻是線上沒法提供的。”


  “線下購書時你可以感受到書店的氛圍、店員的職業態度,在簽售活動中還可以與作家交流,這些都是在家里上網買書獲得不了的體驗。未來,逛書店或會成為我們日常生活方式中的一種。”劉劍釗說,實體書店不僅僅是賣書的場所,也可以成為一個休閑、交流、提升自我的場所。


  民生·社會


  11  能否說再見?外賣的傷與做飯的痛


  當80后、90后逐漸走上生兒育女的道路,他們中的許多人無可推卸地承擔起照料下一代的責任。眾多事務中,如何安排好孩子的一日三餐,成為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卻極度考驗他們的“小事”。


  吃的問題,曾經不值得拿來一說,對80后、90后的父母輩來說,買菜做飯是進行了幾十年的生活節奏,他們的生活再不富足,也對食材要求苛刻:“大蔥沒有小蔥香”“只有土雞才有雞味兒”;他們的廚藝再不精湛,也對飯菜口感追求執著:“高壓鍋壓出的排骨不如鐵鍋燜的有嚼頭”“雞湯一定要瓦罐小火慢煨”……他們中的大多數,不管過去、現在,都本著“吃得放心、做著節約”的理念,堅持烹飪,拒絕外賣。


  不夠衛生,不夠實惠,不合口味——這是大多數老人排斥外賣的原因。然而與他們相反,那些忙著上班、帶娃的青年人、中年人,只以一條理由就合乎邏輯地撐起了外賣的半壁江山——省事兒!叫外賣與下館子實質區別并不大,曾經,下館子是一種奢侈,而如今,下廚卻難能可貴。顯然,做飯有做飯的痛,外賣有外賣的傷。對多數人而言,還有別的選嗎?


  “自己做飯”的時代之變


  今年國慶游行,天安門前走過的外賣小哥方陣,在讓人眼前一亮的同時,也映射出這職業背后的餐飲變革。


  二三十年前,中國人吃飯,基本都是家家戶戶自己做。那時候,人們上班的距離都不遠,中午、下午都能趕回家,主婦們做飯的成本均攤起來也不像今天這么高。變化主要出現在大城市,因為城市大、生活節奏快,白領們不太可能為做或者吃一頓飯專門跑回家,即使有時間回家,做飯的成本也要用自己的時間薪酬來衡量,這顯然是件效率很低的事。于是,選擇下館子的人越來越多。隨著互聯網迅速發展,物流配套日益完善,外賣也流行起來。


  我們爺爺奶奶那代,覺得“自己種地養豬,再用這些食材做飯”,才叫“自己做飯”;我們爸媽和我們這代,覺得“買了成品大米和切分好的肉做個飯”,叫“自己做飯”;到了下一代人,也許會覺得“把超市里配好的料理包,拿到微波爐里轉一轉”,就叫“自己做飯”。“自己做飯”內涵的不斷演變,正如外賣產生的本質原因:餐飲業分工細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從種植、養殖到采購再到制作、配送,整個過程的各個環節,分工越來越專業、工序越來越完善。


  當前,人們對外賣的抵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其“不安全、不衛生”。不過這個問題的癥結不在于外賣,而在于誠信。或許,我們該相信國家監管和市場競爭的力量,每一個消費者不斷地用腳投票,都會加快商家優勝劣汰的進程。


  “未來咋吃”的N種猜想


  餐飲的工業化趨勢在宏觀上優化了社會資源配置,在微觀上改變了個體生活方式。


  未來,城市里可能出現很多不同層級的中央廚房:上一級的中央廚房提供“準成品”,末端的中央廚房進行最后一步的加工,每個末端廚房只服務于一個區域,以保證配送速度和新鮮程度。而同一個區域內,可能交叉分布著多個這樣的網絡,購買者可以在這些網絡之間做出選擇。


  隨著人力成本提升、送餐費用高企,到那時候,比起外賣服務,這樣的末端中央廚房可能更為流行,它們會內置在各大社區,方便人們購買食物。當然,中央廚房提供的基本都是制成品,只不過其花樣和質量遠比現在豐富和有保障。


  有了中央廚房,普通餐館仍然存在,它除了提供與中央廚房一樣的服務,也為有需要的就餐者提供一個公共空間。如果你想吃一頓個性化的定制大餐,你可以跑一趟高檔餐廳,也可以讓大廚上門為你做。


  當這一切發生,烹飪將逐漸演變成一種興趣愛好,或者個人技藝,一部分喜歡烹飪的人,可能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人們對廚房的認知也將超越其基本功能,賦予它某種人文和家庭情結,我們也可以逐漸告別外賣的傷與做飯的痛。


  當然,這只是我們對于未來的一種美好期許。它有機會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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