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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月談第22期_半月談2019第22期文章匯總
http://www.www.tq4h.com       2020-05-19      來源:山東公務員考試網
【字體: 】              

  點此下載半月談2019年第22期精選文章匯總(打印版)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制度自信的更大底氣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完善和發展”到“堅持和完善”,一詞之差,卻別具深意。


  所謂“堅持和完善”,包括了“堅持和鞏固”與“完善和發展”兩層含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就是回答“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既闡明了必須牢牢堅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則,又部署了推進制度建設的重大任務和舉措。


  需要強調的是,“堅持和鞏固”是“完善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是被實踐充分證明了的、切實行之有效、非常管用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因此,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絕不是要另起爐灶、別求他方,而是在恪守正道的前提下進行改革創新,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基礎上進行自我完善和發展。


  “自我肯定”之于“自我否定”的勝利


  《決定》從13個方面凝練概括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很大程度上,它破解了“中國奇跡”和“中國之治”背后的制度密碼,并初步系統地回答了中國道路為什么行和中國方案為什么好。


  這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廣泛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國防外交、治黨治國治軍,而每一個方面的論述,又都包括制度原則和治理效能兩個層次。這一重大的理論創新,無疑為我們堅定“四個自信”提供了扎實有力、令人信服的基本依據。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鄭重指出:“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然而,有理由自信不意味著真的自信。曾經,不就有不少人覺得“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嗎?在做制度比較時,如果評判制度優劣的標準掌握在別人手中,在思想觀念上受其影響的人們,就很難客觀地看待本國制度的優長,也就難以產生“月是故鄉明”的自信和情感。


  蘇東劇變一度使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遭受巨大挫折,在甚囂塵上的“歷史終結論”的論調中,仿佛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成了人類別無選擇的最終皈依,社會主義被認為已無前途。而流行的現代化理論,無不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模板,在其衡量之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自然就被認為仍是“傳統的”“前現代的”,亦即“落后的”“不文明的”。因此,其現有制度不管如何切實有效,往往還是被視為需要進行“轉型”的暫時存在。在此情況下,制度自信顯然無從談起。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危機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斷暴露出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而中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之治”,與頻頻顯現的“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照。由此,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認真反思治與亂現象背后的制度根源,那種對西方制度神話的盲目迷信越來越沒有市場。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可謂“自我肯定”之于“自我否定”的勝利。有了這種精神上的主動,我們可以非常自信地說:“這里有薔薇,就在這里跳舞罷。”我們不需要到別處去尋找我們所需要的制度,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制度上的自信,絕不意味著自滿


  有了制度自信,我們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才不會把一時一地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泛泛地歸咎于“制度問題”。


  當然,制度上的自信,絕不意味著自滿,更不能導向自負。真正的制度自信,必然會抱持開放包容的態度,經由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的改革創新,通向制度自身的不斷完善和發展。


  彰顯“堅持和鞏固”的制度自信,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不自詡為“永恒王國”,而是勉力踐行日新又新、止于至善的大道。所以,《決定》既提出13個顯著優勢,又對13個“堅持和完善”大書特書,并且所論重在“完善和發展”。這彰顯的恰恰是制度自信的更大底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需要推動制度自信進一步在全民族每個人的心中扎根。


  要研析中國道路的制度邏輯。如果只從西方的邏輯出發來認識中國道路,只能是有意無意地歪曲或誤讀。只有從中國自身的實踐邏輯來認識中國道路,才能真正懂得中國道路為人類探索更好社會制度貢獻了中國方案。已經寫在人類歷史上的新中國巨大成就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要加強對中國制度的歷史根基和獨特優勢的研究,講清楚中國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背后的深厚文明底蘊和高超政治智慧。


  要講好中國故事的制度篇。制度自信一定是建立在制度認同的基礎之上,就像愛國主義一定是建立在國家認同的基礎之上。要使人們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經過長期實踐檢驗,來之不易,必須倍加珍惜;完善和發展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必須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把握黨和人民在我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走過的道路、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不能照抄照搬他國制度模式,堅定不移走中國自己的新型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


  要推動各項制度更好地落地見效。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制度本身所產生的治理效能,就是對制度優勢的最佳宣傳,是對制度自信的最大支撐。對中國制度的深入研析,也要落腳到制度實踐,要在制度實踐中使其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成熟和定型。要圍繞“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這一重大時代命題,推進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強化制度執行力和國家治理能力。


  半月講解


  2  如何理解黨的領導制度體系?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以下簡稱全會)著重強調“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這體現了黨更加注重黨的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即通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發揮其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根本領導制度”的制度優勢,把黨的領導轉化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最大最優的治理效能。


  國家的根本領導制度


  黨的領導及其制度體系在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中具有重大意義和重要地位。全會提出黨的領導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根本領導制度。這是第一次高度概括黨的領導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位置。這源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黨是最高領導力量。


  黨強調“四個意識”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故全會提出,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既要“健全黨中央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強化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職能作用,完善推動黨中央重大決策落實機制”,又要“健全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形成黨的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嚴密體系,實現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全覆蓋”。


  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多方面顯著優勢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國家治理體系中,治理主體是多元化的。黨的領導貫穿于所有治理主體,所以全會強調“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完善黨領導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武裝力量、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等制度,健全各級黨委(黨組)工作制度”。


  黨的領導制度體系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如何領導?就是要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全會從六方面對此進行了部署,包括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制度。


  這六方面的制度規劃是“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的關鍵內容,是保證黨的領導體系能夠“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核心部分,充分體現黨強調思想建黨和制度建黨相結合,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


  在這六方面制度中,有些是比較新穎的。比如,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不僅是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進一步深化和強調,而且以制度的形式把其固定下來,形成長效機制。


  再比如,全會提出“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要求完善黨員干部聯系群眾制度,創新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要求健全聯系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把各自聯系的群眾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這些都具有很強的問題導向,都是為了“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厚植黨執政的群眾基礎,通過完善制度保證人民在國家治理中的主體地位,著力防范脫離群眾的危險”。


  努力實現最大最優的治理效能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大黨,大黨就要有大黨的樣子,要做一個大而強的政黨。


  中組部發布的2018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9059.4萬名。這么大的黨員存量,為治國理政提供了強大力量。因此,要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發揮黨員干部在治國理政各個環節中的作用,使這個最大的存量變成最大最優的治理效能。


  全會提出,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強調“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能力水平是治理效能的關鍵,不僅要提高黨員干部個人的能力水平,更要提高黨組織的能力水平。全會從健全決策機制、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完善擔當作為的激勵機制等制度層面進行了部署。


  同時全會提出,“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制度”,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黨的領導越加強,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就越高。我們要更重視制度建設的作用,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半月調查


  質量稿源“雙下滑”,與科研形勢反差大!中文科技期刊“嗷嗷待哺”


  近年來,中國科學家的亮眼成果頻頻登上“三大刊”等國際頂級科技期刊,中國科研機構創辦的英文期刊影響因子直線上升,著實讓關心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人們歡欣鼓舞。只是,在“中國好論文”涌現世界主要科技期刊,“中國好期刊”在英文科技期刊大舞臺中得占一席的風光背后,人們也許忽視了,還有一批自家期刊“嗷嗷待哺”,仍踟躕在暗影之中。它們就是身份尷尬的中文科技期刊。


  “雙下滑”魔咒難破


  據統計,截至2017年底,我國科技期刊總量為5052種,其中中文期刊4599種。然而與國際科學界公認的高水平科技期刊相比,我國中文科技期刊刊文質量差距巨大,編輯水平也在同行平均水準之下,影響力更不可同日而語。


  業內普遍指出,雖然我國在生命科學、納米技術等領域已開始出現世界級的科研成果,但科技生態系統優勢尚未形成,科技期刊體系布局失衡、治理方式落后,中文科技期刊尤其是“重災區”。


  2019年3月至5月,中國科學院學部特別設立“中文科技期刊困境與發展思考及對策建議”院士咨詢項目組(后文簡稱項目組),以網絡問卷形式調查了2700多名科研人員和科技期刊從業人員。結果顯示,大多數中國科研工作者對中文科技期刊的現狀難以滿意,60.4%的人回答“一般”或“不滿意”。科技期刊從業者滿意度更低于科研工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科技期刊質量和稿源呈現“雙下滑”趨勢:被調查的科技期刊從業人員有47.05%認為中文期刊稿件質量逐漸下滑,33.12%認為中文刊近年的來稿量逐漸下滑。不少沒有被所謂“核心期刊”收錄的期刊面臨無稿可用的局面。


  “‘雙下滑’趨勢已成為中文科技期刊當前面臨的巨大挑戰。”中科院院士高福說。


  “指揮棒”余威猶在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影響中文科技期刊發展水平的原因除評價導向等外部環境因素持續惡化外,期刊辦刊思路陳舊、編輯人才長期匱乏等內生動力因素也對中文期刊健康發展構成阻礙。


  “評價導向‘指揮棒’威力猶在,直接導致我國大量優秀前沿科技成果對國內中文語言環境的科學交流無法發揮積極影響。”高福說。


  業內專家指出,由于論文發表與項目評價、學科評估、人才考核和激勵、資源分配等因素仍緊密掛鉤,功利之風一時難以剎住。有心在科學界發展者,從初試科研的研究生到“青椒”“青稞”乃至學科領軍人才,無不以盡早盡多發表英文論文為要務,既得以參與國際科學共同體,又能夠在各種考評中脫穎而出。


  在此形勢下,中文科技期刊如今主要的作者群體以“練手”的碩士生為主,而且其中罕有“雙一流”學子的身影。


  另一方面,中文科技期刊普遍面臨資源匱乏的局面,整體而言未能形成良性生態,既加劇人才流失,又讓各家期刊面對國際出版巨頭實難招架。


  來自項目組的期刊研究專家劉天星特別指出,我國現行的科技期刊宏觀管理制度,讓大量水平較低甚至功能異化的期刊還有一定生存空間,由此引發權力尋租和學術不端現象。


  解困路在何方


  中文科技期刊困局如此,怎樣謀求破解之道?多位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期刊從業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借助國家和社會資金支持,借鑒國有企業混改模式,打造專業化出版集團。中科院院士萬立駿等專家表示,我國自然科學類中文科技期刊布局分散,質量懸殊,唯有鼓勵期刊彼此聯合協作,形成規模,才有望提升競爭力。


  二是在規范匿名評審等方面下功夫,提升期刊品質。外部支援固然重要,修煉“內功”也十分關鍵。作為中文期刊,同樣應遵循國際科技界通用規范,以匿名評審積累信譽與聲望。


  三是加強期刊數字化平臺建設。多位科技期刊從業者表示,應著手建設國家層面的科技期刊數字出版平臺,統籌促進中文科技期刊在媒體融合發展、論文網絡傳播等方面專業化水平的提升。


  四是改善科技期刊出版管理體制。劉天星認為,應出臺科技期刊專項管理辦法,簡化新刊創辦程序,同時推行更嚴格的退出機制,及時淘汰“劣幣”,維護中文科技期刊公平競爭環境。


  五是對科技人才考核評價體系作出必要調整。當前,應綜合考慮不同層次高校科研水平的實際和不同學科成果傳播生態的實際,有針對性地增加中文論文在人才評價中的比重;同時也應改變影響因子的單一評價機制,增加期刊影響力和服務讀者能力等復合指標。


  六是重視編輯人才隊伍建設,重視中文科技期刊“造血機制”。科技期刊從業者認為,應將期刊編委服務納入學術考核和學術榮譽體系,在激勵體系中予以重視。


  半月世界


  4  金磚之光,照亮全球治理變革路


  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愈演愈烈,治理赤字、發展赤字、信任赤字有增無減,世界經濟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上升。11月13日至14日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巴西利亞會晤,再次為破解這些赤字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方案。這也是自2009年金磚機制正式建立以來,金磚國家為世界發展所做的持續貢獻。


  金磚合作為全球治理提供方案


  “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挫折,一定程度反映出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缺陷。”習近平主席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巴西利亞會晤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要積極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治理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全球治理復雜性明顯增強,全球治理改革舉步維艱,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規則不斷遭受沖擊,全球化速度呈現下降趨勢。


  以現存貿易體系為例,當前主要存在著三種力量:一是保守主義,以右翼保守勢力為代表,提倡貿易保護,但并不反對戰后建立的自由貿易秩序;二是變革主義,以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新興發展中國家為代表,希望在現存自由貿易體系的框架下,改革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三是顛覆主義,他們想另起爐灶,放棄舊有的多邊、自由的全球貿易體系,建立一個全新的全球貿易體系,為達成這個目的,不惜犧牲盟友的利益。這三種力量相互競爭、交織,使得重塑自由貿易體系的過程異常復雜。


  在此背景下,金磚國家高舉多邊主義旗幟,傳遞反對保護主義的積極信號,體現了金磚國家的責任與擔當,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勁信心。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不斷受邀同金磚國家領導人開展對話,共謀發展,金磚合作為全球治理變革提供了可行方案。


  金磚精神讓務實合作更有效


  習近平主席曾用“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務實創新、合作共贏,胸懷天下、立己達人”24個字概括“金磚精神”的深刻內涵。在這一精神引領下,金磚各國在多邊貿易體制下深入合作,取得豐碩成果。


  其一,機制建設日益完善。金磚國家已建立起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合作機制,為金磚國家就共同關心的全球重大熱點問題及時交換意見搭建了平臺。


  其二,經貿金融碩果累累。經貿合作由傳統貨物貿易領域向服務貿易、電子商務等新興領域不斷拓展,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步入正軌。與此同時,金磚國家不斷提升本幣結算比例,簽署多項貨幣互換協議,逐漸編織起金融安全網。


  其三,政治安全合作不斷深入。金磚國家站在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共同發聲,在反恐、應對氣候變化、禁毒、打擊網絡犯罪等問題上密切合作,就國際和地區安全熱點問題達成廣泛共識。


  其四,人文交流不斷豐富。金磚國家合作逐步走向涵蓋體育、文化等多領域立體式的合作,未來還將不斷深化。


  今年金磚會晤的一大亮點是聚焦科技創新合作,這是金磚合作不斷拓展合作議題的具體體現。


  金磚機制提供合作共贏新模式


  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依然是時代潮流。


  在諸如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落實、共享型全球價值鏈建設、應對氣候變化等很多方面,金磚國家和廣大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金磚國家也在不斷探索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思路。


  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持續低迷的背景下,金磚國家積極提高開放程度,主動尋求對外合作、拓寬合作領域,發展包容開放的多邊國際合作機制。這一機制正向世界提供一種合作共贏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有“好政策”沒獲得感,梗阻何在


  編者按:群眾有沒有獲得感是檢驗一項政策成效的最終標準。人們常說,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這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并不能完全概括一項政策出臺后,群眾沒有獲得感的原因。


  半月談記者近期分赴福建、四川、廣東、海南、山西等省份展開調研,了解基層政策落地情況,從具體案例剖析從政策制定出臺到落地見效的全過程,梳理影響群眾獲得感的種種梗阻。


  政策制定梗阻:不接地氣、太過教條、治標不治本


  一些部門或地方在政策制定前對基層情況調研不深、了解不夠,有些政策治標不治本,或是為了創新搞“新概念跑車”,以上種種,皆因政策本身“先天不足”,致使政策無法落地,群眾難有獲得感。


  采訪中,有基層干部說:“負責政策制定的領導專家們,制定政策前要多到基層走走,到生產一線實地考察一下,聽聽老百姓的意見,不要坐在辦公室里定政策。”


  ——有的政策不接地氣、不考慮實際情況“一刀切”。


  為保護海洋漁業資源,從2017年起我國北至渤海灣,南至北緯12度的南海,開始施行最嚴格的海洋伏季休漁制度。漁民普遍為休漁制度叫好,但認為目前的起始時間不接地氣,存在“一刀切”。


  “去年4月,我看到一個碼頭上堆滿了小魚,只有小指頭那么大,也不能上市,只能當餌料,看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福建省一位漁民對半月談記者說,閩南漁村有俗語“清明谷雨,大魚小魚當母親”,指的是4月前后大多數魚類就開始懷孕、產卵,如果5月才開始休漁就太遲了。


  “從北到南,休漁海域的跨度近3000公里,其間數千種海洋生物的產卵期生長期都不一樣,但休漁的開始時間都是5月1日,明顯不合理。”當地一位漁業協會會長認為,應根據各地魚類重點繁殖期的實際情況來制定休漁時間,保護幼苗,如臺灣海峽附近的休漁期應為4月至7月中旬為宜,他曾經也向農業農村部反映過這個問題,但沒有得到回應。


  ——有的政策制定太“教條”,附加門檻不切實際。


  9月初,半月談記者來到南方一山區縣的吊瓜產業扶貧基地,看到一片示范園區的瓜棚用的是粗粗的水泥柱子和鋼管架子,老百姓自己家的瓜棚用的都是竹子材料。園區負責人坦言,從成本和效益上考慮,實際上用竹子材料就足夠了,為了拿到示范園區的補貼,企業才用了成本較高的材料。


  “沿海風大,尤其是可能遭遇臺風直接襲擊的地區,才需要這么粗的水泥柱子。我們這兒是山區根本用不上。但政策規定了,要拿到示范園區的補貼,就得按統一標準做,實際上驗收完就沒用了。”一位村主任說,有的政策太“教條”,還要求供水系統自動化、電腦控制溫濕度等,造成不少浪費。


  ——有的政策為創新而創新,搞“新概念跑車”。


  “區里要打造特色黨建品牌,什么‘紅色聯盟工作法’‘12345工作法’,一套一套的。”東部某省基層干部說,上級部門熱衷于搞一些新提法、新政策,實際工作內容和方式并沒有什么改變或創新,其實是包裝材料、玩概念。


  2017年上半年,半月談記者曾在南方某縣級市調研,市里剛出臺一項“創新”政策,相關內容幾乎全市的干部都能背下來。可當2018年記者再去該市調研時,當地已因此項“創新”實在無法施行,換了新的政策。


  粵東某地為發展規模化、集約化農業,大搞新“政策項目”,要求每個鄉鎮打造一個上百畝農業基地,每個村要打造一個50畝連片農業基地。“一些鎮村原有基礎比較差,且不少是邊遠山區,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家里多是老弱病殘,搞這么大的農業基地誰來經營?”當地一副鎮長表示,這一政策“創新”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難以推行。


  ——有的政策治標不治本,引發群眾不滿。


  近年來,教育部門陸續下發數十次“減負令”,以期減輕學生負擔,然而卻出現了一個較為尷尬的場面:校內減下去,校外增上來。


  許多家長的經濟負擔也因此而加重。為了解決校外補習機構帶來的課后負擔,教育部門又針對校外培訓下了“減負令”,試圖遏制校外補習機構的生長。然而家長依舊不領情:不補課怎么快速提升學習成績?不補課難道任由孩子考低分上職校?不補課如何考上理想的大學?


  許多家長認為,僅僅文件減負只是治標不治本。他們呼吁教育部門“要深入去研究學生負擔難減的原因,從根源上治理學生負擔重的問題”。


  政策執行梗阻:保障缺失、急于求成、層層加碼


  在政策執行層面,一些政策出發點雖好,但沒有考慮實際落實條件,后續制度建設跟不上,導致落地難;一些政策在執行中急于求成,簡單粗暴一刀切,引發諸多后遺癥;還有一些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層層加碼,基層只好層層對付……凡此種種,一些出發點很好的政策沒有收到好的效果,有的甚至被群眾認為是“瞎折騰”。


  ——配套保障缺失,政策落地難。


  三農主體貸款難、貸款煩、貸款貴一直是政府重點關注的問題,為此,國家和地方均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然而這一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盡管現在農村土地經營權可做抵押,但如何對經營權估值、變現,仍是難題。”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長陳家澤說。


  據某地農業局農村改革辦相關負責人介紹,基層落實土地流轉收益抵押貸款政策有難度,一是土地流轉收益的評估體系不完善,農產品周期長、風險大,評估機構少,導致評估難;二是抵押物產權交易中心才建立,在實際操作層面還沒有特別明確的制度指導。


  專家認為,雖然在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的背景下,國家正在探索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四荒使用權等經營權轉化成為更加具有資產屬性和抵押效力的權利,但農村資產評估體系不健全、缺乏專業評估人才和科學完整的評估標準體系、缺少集中且高效的交易市場、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限制了這些權利轉換為金融機構認可抵押物的能力。


  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某省2013年出臺《關于城市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的實施意見》,其中明確要求樹立“公交優先、城鄉一體”的發展理念,提供資金、土地等要素支持和保障;各級政府每年要安排不低于1%的當年財政預算收入,作為城市公共交通發展專項資金,重點用于運營補償補貼等。


  該省一家民營公交企業反映,這份文件出臺6年多了,當地政府一直沒有落實配套政策,不僅沒按文件規定給予公交運營性虧損補償補貼,也未給予公交土地扶持,導致公交企業運行艱難,面臨停運風險。


  ——推進政策急于求成,簡單粗暴。


  在各地治理大棚房時,有的地方為求快速“見效”,不分具體情況強制要求“齊步走”。


  某基層農業部門負責人說,有的地方將建在農用地上超過一層的建筑物就認定為“大棚房”,實際上很多都是建在政策允許的設施農業用地上,而且蓋兩三層也是為節約用地,“這種超過一層就得拆的要求,讓很多現代農業投資者損失慘重”。


  “治理大棚房非常有必要,但必須建立在調查清楚,分門別類的基礎上。”西部某分管大棚房整治的副縣長說,實際操作中,劃定一條線,不管合理不合理,就要基層去執行,這讓他們很犯難。


  “這種現象在基層經常出現,背后也有政策執行層層加碼的因素。”一位基層干部坦言,為了體現對上級部署工作的重視,一些地方把倡導性、引導性工作異化為強制性要求。這種“齊步走”的工作推進方式,表面看“有魄力”“力度大”,然而落實的真實效果卻往往適得其反。


  ——執行層層加碼,基層苦不堪言。


  如有的省里相關部門制定了一項政策,政策出臺的初衷和實施范圍也講得很清楚,或者要求有條件的地方先實施。但這項政策到了市縣以后,很可能就被“功利”地理解了,一些地方將“有條件”理解為必須要做,甚至考慮爭優爭先,不能輸給其他市縣。還有政策執行的時間,省里考慮的可能是兩個月,但到了鄉鎮或者村一級,時間有時甚至被壓縮到只有一兩周了。


  這種做法看似在倒逼基層干事擔當,實則造成一些政策舉措無法真正落地,結果只能是“你能甩責任,我就瞎對付”,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敷衍塞責、應付了事的不良風氣。


  政策落地梗阻:大包大攬、部門打架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許多政策盡管順利落地,但群眾卻無感;又或者政策雖然落地,但與其他政策有沖突,群眾無所適從。


  ——政府大包大攬,群眾不買賬。


  在部分惠民政策落地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習慣于強勢介入基層自治事務,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供給難以走出大包大攬的思維方式,“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工作格局往往只剩下“政府主導”式的單打獨斗。在政府強力主導、強勢執行之下,農民群眾的意見在一些地方鄉村建設中“被絕緣”。村民認為,重金打造出來的村容村貌、大鋪攤子搞出的政績項目,與他們有什么關系呢?


  一些基層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過去,村里修條路,家家戶戶都會積極投工投勞,十分熱鬧;現在,農民都忙著在外打工掙錢,村里的建設主要靠政府推動。半月談記者在河南一村莊采訪發現,雖然村里正熱火朝天地改水、改廁、改路,卻少見村民投工投勞的身影,村莊整治基本上靠政府請人在做。


  “基層干部為了做工作累死累活,村民卻在一旁看,這不僅增加了政府的治理成本,也是一種角色的錯位,并由此引發了許多新問題。”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認為,鄉村振興不能政府包辦,不能“剃頭挑子一頭熱”。如果群眾沒有參與,基層政府花了錢、辦了事,群眾也可能不認可,不滿意。


  ——部門“打架”,基層無所適從。


  基層反映,目前各個部門之間政策不協調現象依然存在。


  一位基層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基層與上級政策制定部門不一樣,政策制定部門屬于行業部門,只需要根據一個行業或者業務制定政策,但基層的執行部門,需要執行各個部門制定的政策。如果各個政策之間不協調,基層落實起來無所適從,群眾因此受折騰,談何獲得感?


  如農業部門多次發文鼓勵種養結合模式,將養殖場的糞污、沼液作為有機肥還田,既能夠減少環境污染,又能改良土壤。但由于“沼液還田”缺少相關執行標準,一些地區環保部門認為沼液還田涉嫌污染排放。部分農牧企業因為沼液還田技術做得好,既是農業部門的明星企業,也是環保部門眼中的“嫌疑犯”。


  “按環保部門的要求,沼液要經過處理后實現‘達標排放’,也就是說最后排放的液體COD(化學需氧量)要在200以內,但也就意味著什么營養也沒有了。”一位農牧公司總經理告訴半月談記者,農業部門要求利用沼液的“肥力”,但環保部門認為沼液的“肥力”是污染,企業常常左右為難。


  “沒有執行標準,我們也很郁悶。”南方一個山區的環保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多少濃度的沼液可以還田,還田時要用什么工具,這些都沒有相關標準。目前環保部門只能參考“農田灌溉水質標準”,要求沼液必須實現“達標排放”。“實現達標排放要加不少除磷去氮的藥劑,成本高昂,相當于用一種資源去消化另一種資源,造成極大的浪費。”


  6  “黨建+N”,美麗鄉愁留得住


  初冬的陽光鋪滿大地。在湖南岳陽汨羅市桃林寺鎮三新村村民文化廣場里,村民們曬暖陽,拉家常,話語之間,滿是幸福。在他們周邊,青山疊翠、花香芬芳,現代田園風光渾然天成。


  以整治農村人居環境為突破口,汨羅市堅持黨建引領、鄉賢助力,健全鄉村治理體系,使鄉村精神風貌、人居環境、社會風氣煥然一新。


  “黨建+N”,共識求共治


  汨羅鎮武夷山村地處城鄉接合部,由3個村合并而成,社會治理任務繁重。


  武夷山村堅持黨建帶群建,以“黨建+協會”形式,組建以老黨員、復退軍人為主要成員的矛盾糾紛調委會、助學社、退役軍人之家等8個社團組織,參與村務管理,構建德治、法治、自治相融合的社會治理體系,連年交出無上訪、無治安刑事案件、無公共安全事件、群眾滿意度高的成績單。


  為推動文明殯葬,武夷山村建成汨羅市首個壁葬式生態公墓“福壽園”,提供9000余個壁葬格位。為了讓老人們接受殯葬新形式,老年協會挨家挨戶做工作。


  “我舉雙手贊成。”74歲的老人周吉祥主動銷毀了10多年前就準備的兩具壽器。他說,老百姓一有事,村里毫不猶豫先解決,理應站出來支持。短短數天,該村2012名60歲以上老人全部承諾生前不辦壽,死后遺體火化進公墓安葬,并主動銷毀壽器,填平“活人墓”。


  除了“黨建+協會”,汨羅還積極探索“黨建+志愿者”“黨建+鄉賢”“黨建+理論宣傳”等“黨建+N”模式,以“關鍵少數”引領“絕大多數”,較好破解了鄉村治理、為民服務、產業發展等方面的難題。


  鄉賢助力,家園變花園


  建設好家鄉,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汨羅以“干干凈凈、整整齊齊、清清爽爽”為目標,全員發動、全域鋪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鄉村顏值。


  “左邊原是石灰池,現在改成了停車場;右邊原是一片近20畝荒草地,現在改成了蔬菜種植基地,每個種植戶年增收近2萬元。”走進桃林寺鎮三新村茶木塘屋場,屋場負責人何建輝言語中透露出滿滿的自豪。


  為建設家鄉,何建輝動員家庭,帶頭為屋場建設捐款46萬元,引導組上在外青年籌資共260余萬元。現在茶木塘屋場里,原本只有1米多的村道拓寬至4.5米,村民活動中心、健身戶外活動廣場、小游園、菜園相繼建設起來。雨污分離、廁所改造、垃圾分類……幾個月時間,該地從“臟亂差”轉身為“清綠美”。


  在汨羅各鎮各村,鄉賢引領,群眾配合參與人居環境整治成為新風氣。汨羅全市成立300余個理事會,群眾自發籌募資金超2億元,做到自己的事自己定、自己的活自己干、自己的村莊自己建。


  2018年以來,汨羅全市治理黑臭水體433處,重點創建60余個示范村,規范建設集中建房點49個,推進小游園、小廣場、小果園、小菜園“四小園”建設,充分做好美化文章,凸顯鄉村品位,促進土地集約提效,人居環境提質。


  綠色發展,“顏值”有價值


  眼下,雖進入冬天,汨羅市白水鎮西長村“四季花海”仍吸引許多游客紛至沓來。整個西長村的山頭,種植了紅豆杉、櫻花、紫薇、紅葉石楠、梔子花等20多種苗木、200多萬株果木。


  從昔日的“窮鄉僻壤”,到今日的“金山銀山”,當地農業農村帶頭人彭雙全說,利用“顏值”提高“產值”,西長村實現了從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轉變。今年以來,西長村接待游客近30萬人次,實現旅游收入8000多萬元,村民人均從旅游業中獲得收入1.2萬元。


  今年55歲的倪普良是西長村村民,他被聘用在宏昌農業有限公司旗下的草莓種植基地工作。倪普良家有3畝地,土地流轉前每畝地每年只有不到2000元的收入;土地被流轉出去后,光租金每年就有2000元,另外每年打工還能賺得萬把塊錢。


  “依托產業,鄉村發展才有生命力。”汨羅市委書記喻文說,產業是鄉村振興的重點,因地制宜探索適合的發展新模式,讓鄉村農業、旅游觀光、生態、文化等協同發展,既換來“金山銀山”,又留住“美麗鄉愁”。


  教育改革進行時


  7  父教缺失正影響孩子們健康成長


  對話家庭教育專家孫云曉


  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聯盟。然而當下,一些家庭中父親在教育孩子上做得很不夠,“喪偶式育兒”“隱身父親”“影子爸爸”等調侃在網上傳播,引發諸多共鳴。


  父教缺失會帶來哪些影響?父親在育兒方面有何優勢?怎樣才能做個好父親?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專家、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副理事長孫云曉在其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好好做父親》一書中進行了深入分析和闡述。半月談記者就此話題采訪了孫云曉。


  父教缺失不僅是家庭問題


  半月談記者:目前社會上,尤其是網絡上不斷出現一些調侃的詞匯,如“喪偶式育兒”“詐尸式育兒”“云配偶”等,對某些不稱職的父親表達不滿,這個現象您怎么看?


  孫云曉:我曾與一位出租車師傅聊天,當他知道我是做兒童教育工作時,他說:“老爺們兒還搞什么兒童教育啊?”我問他:“你不管孩子的教育嗎?”他不以為然地說:“教育孩子是她媽媽的事,我就管掙錢。”我想,這位的哥父親或許就是不少家庭中父教缺失的縮影。


  現實中,確實有一些父親放棄了自己的責任,與孩子日趨疏遠甚至陌生,父教缺失的現象依然存在。不過,我對網上“喪偶式育兒”“詐尸式育兒”等形容父親的詞匯不太認同,這些說法過于偏激。不可否認的是,父親也是有愛心的,父愛是有巨大潛力可以去挖掘的。


  半月談記者:在媒體報道的許多青少年犯罪的例子中,我們都可以找到原生家庭問題教育的影子,尤其是父教缺失的影子。您認為,父教缺失會帶來哪些危害?


  孫云曉:很多研究證明了父教缺失與青少年問題行為,如暴力、犯罪、性問題、網絡成癮等之間存在關聯。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父教缺失看似影響的只是自己家庭、自己孩子的發展,實則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進展。提高父親在養育中的作用,不僅是家庭責任也是社會的責任。


  再好的母親也不能代替父親


  半月談記者:不少職業女性抱怨,有了孩子以后,她們不僅要工作,還要做家務帶孩子,而老公像一個隱形人,覺得家里的事就該女人做。對此,您怎么看?


  孫云曉:我曾經和一位美國的心理學大家對話,他給我講了個故事。有一次一個聽眾問他,如何讓我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學?他回答:回家好好愛你的妻子。在大多數家庭中,母親陪伴孩子的時間更多,如果她是焦慮或抑郁的,其情緒很容易被孩子吸收,在焦慮與抑郁中長大的孩子,成績能好嗎?


  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母親經過十月懷胎,有天然的責任感。對于父親來說,同樣需要有高度的責任感,給予母親和孩子足夠的體貼和支持,他們才能有更多的安全和自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關系中,應該是夫妻關系第一,親子關系第二。夫妻關系不能讓位于親子關系,尤其是有些母親經常在孩子面前貶損丈夫“窩囊、沒本事”,這種行為極其有害,不僅打擊了父親,對孩子而言,父親的權威性喪失了,榜樣就倒塌了。


  半月談記者:父教和母教有何區別?


  孫云曉:美國父親角色研究的專家羅斯·派克教授等研究發現,人的發展有兩個方向:一是親密性,如慈愛、寬容、合作等;二是獨立性,如勇敢、堅強、責任等。兩性的個性差異是相輔相成的。


  母親在家庭教育中至關重要,但再好的母親也不能代替父親。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教至少有三大優勢。


  父教是性別之育。一個健康的父親角色的存在對男孩的性別塑造必不可少。研究證實,男孩在4歲前失去父親,會使他們失去雄心和攻擊性。對女孩而言,缺乏來自父親信息的反饋,女孩往往會對自己的性別角色感到困惑,可能出現更多的焦慮。


  父親是規則之育。生活中,母親會表現出更多的包容,父親更喜歡給孩子立規矩、定規則。


  父親是運動之育。父親在發展孩子運動興趣、提升孩子的運動能力方面,往往具有母親無可比擬的作用。


  “黃金時間”和“關鍵時刻”


  半月談記者:一些爸爸認為,男人的價值體現在工作上,是要在外面呼風喚雨的,更何況工作那么忙,怎么能有時間來陪孩子?


  孫云曉:幾年前我在家鄉青島演講時,一位女經理對我說,盡管她的父親遠在青海工作,很少見面,但卻是最愛她、對她幫助最大的人。“我父親給我寫過2000多封信!”這位父親從女兒小學開始就鼓勵她給自己寫信,然后在信的背面給女兒回信,一直堅持到孩子大學、工作以后。


  忙碌是時代的特征,再遠再忙都不是理由,關鍵是能否真正盡到責任。從長遠來看,孩子的發展遠比金錢重要。因為孩子的發展是不能等待的,錯過了兒童青少年成長的關鍵期,也就是13年左右時間,等孩子長大后,父母往往就無能為力了。


  半月談記者:忙碌的爸爸如何陪伴孩子?有什么技巧?


  孫云曉:我認為,忙碌的爸爸們在盡量多陪孩子的情況下,最關鍵是要有“黃金時間”及“關鍵時刻”。


  高質量的黃金時間有3個特征:專注,這段時間專門留給孩子;孩子需求為中心,由孩子來主導安排這段時間做什么;傾聽,讓孩子感受到爸爸是真正在乎自己、關心自己,增強孩子的安全感和價值感。十幾分鐘黃金時間抵得上幾十遍甚至幾百遍內容空洞的“我愛你”。


  有一些“關鍵時刻”,爸爸千萬不能錯過。比如孩子出生、每年生日、孩子特別在意的某個重要活動。許多孩子長大后對爸爸美好形象的回憶往往也定格于這些關鍵時刻。


  我希望每一個爸爸都能與孩子有個黃金時間,可以是睡前一小時,可以是周末一天,在這一天專注的與孩子在一起。


  半月談記者:您認為,一個好父親應該具有哪些品質?


  孫云曉:好父親應該具備8個品質,并以此為孩子做出榜樣:好父親是認真負責、勇于擔當的;好父親是意志堅定、百折不撓的;好父親是勇敢獨立、不怕風險的;好父親是目光遠大、積極選擇的;好父親是是非分明、堅持原則的;好父親是胸懷寬廣、大度包容的;好父親是勤勞節儉、自律自制的;好父親是愛好運動、頑強不屈的。


  最后我想說的是,現在,越來越多的父親已經覺醒或正在覺醒。孩子的成長是不能等待的,我們教育孩子處在一種倒計時狀態,希望更多的中國父親可以覺醒,參與到養育孩子的偉大事業當中來。


  解碼城市


  8  吳忠:水城共舞


  吳忠,一座人口不足150萬的西北小城,得黃河水千年潤澤,成為寧夏引黃灌區的菁華之地,自古享有“塞上江南·魚米之鄉”的美譽。


  多年來,這座古老而又年輕的城市做足做實“水”文章,通過興修一系列水利設施,菁華之地更加“菁華”,而其被騰格里沙漠和毛烏素沙地“所困”的干旱地帶也得享滋潤,有機枸杞、釀酒葡萄、黃花菜等新興產業成為脫貧增收的金鑰匙。


  世居于此的吳忠人也并非一味索取:興建一批黃河文化地標,這里成為全國最能親近黃河風光、最能感受黃河文化的地方;鐵腕推進治污、植樹造林、退耕還濕等,呵護、保衛著母親河,實現“水城和諧共生”。


  依沙傍黃,以水為魂


  自公元前214年秦朝始設富平縣,吳忠已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而治水用水則貫穿著這座依沙傍黃城市的發展歷史。


  據歷史文獻記載,寧夏引黃灌溉史可遠溯秦朝,古人從今吳忠市青銅峽開渠口,引黃河水自流灌溉。此后經年,這片土地歷經漢代的移民開發、屯墾鑿渠,唐代的筑堤引水、墾荒開田,元代的因舊謀新、建閘設堰,明代的疏浚修治、改立石閘,清代的地丁合一、獎勵開墾,推動寧夏平原由游牧文明向農耕文明轉變,不同文化共融共生。


  到新中國成立,寧夏的黃河灌溉史翻開新的一頁:以灌溉與發電為主,兼具防洪、防凌和工業用水等效益的青銅峽水利樞紐工程,結束了寧夏2000多年無壩引水的歷史。黃河水由現代技術提引,經古今渠系流向寧夏北部各縣市。


  吳忠市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胡建東說,寧夏平原的早期水利工程基本都在吳忠境內,成就沃野千里,良田萬頃,素有“塞上糧倉”之稱。如今,秦渠、漢渠、唐徠渠等古渠仍在汩汩流淌,滋潤良田。


  2017年10月,寧夏引黃古灌區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填補了寧夏申遺空白,向世界亮出了“塞上江南”的靚麗名片。


  感念黃河哺育之恩,吳忠市近年來在河兩岸興建了一批黃河文化地標——黃河樓、黃河壇、大禹文化園、塔林博物館等。閑暇時節,人們在這里領略黃河美景,接受黃河精神的洗禮。


  引黃用黃,靠水而興


  “沒水啥也種不了。”紅寺堡區太陽山鎮小泉村35歲的種植大戶李志巧說。位于吳忠市南部的紅寺堡區原本是一片戈壁荒漠,從1998年至今,約有23萬人從“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區搬遷而來,形成我國最大的生態移民扶貧開發區。


  荒漠上墾綠洲,黃河水是“命脈”。通過扶貧揚黃灌溉工程,黃河水被四級泵站揚起近299.1米送到紅寺堡,成為當地的“生命原漿”。


  得揚黃之利,李志巧帶領窮鄉親們發展苗木、青貯玉米、黃花菜等產業,為流轉而來的近2000畝沙土地覆上了一層“希望綠”。今年,僅合作社的800畝黃花菜就能收入40多萬元。


  正因為黃河水,這里“無中生有”發展新產業,通過引進、種植黃花菜和釀酒葡萄等經濟作物脫貧致富。“當地老百姓過上了擰開水龍頭就有自來水的好日子,他們常說‘黃河水甜,共產黨好’。”吳忠市農業農村局種植業科負責人馬學峰說。


  同樣處于吳忠市中部干旱帶上的革命老區——同心縣、鹽池縣也依靠各種水利工程輸送的黃河水日益興旺,破解了“土地喊渴人喊餓”的千年魔咒,灘羊、蘆筍、中藥材等產業發展正佳。


  然而,給旱塬帶來無限生機的黃河水并非取之不竭。國家每年分配給吳忠的用水量約為15億立方米。為最大限度用好黃河水,吳忠市大力發展高效節水農業,建設了約128萬畝高標準農田,占全市農田總面積的1/3,畝均節水120至160立方米。


  “滴灌、噴灌、覆膜等節水技術顛覆了過去傳統的大水漫灌,使黃河水的綜合利用效率明顯增加。”馬學峰說。


  在綠色農業提檔增效的同時,吳忠市綠色工業也在提質擴量。近年來,吳忠市以經濟綠色化、綠色產業化為內核,構建“3+X”產業體系,健康食品、高端裝備、現代紡織三大主導產業已粗具規模,一些新產業、新業態漸次興起。


  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吳忠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65.8億元,同比增長7%。產業的發展最終反映在百姓的“錢袋子”里。2018年,吳忠市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7478元和12045元,分別比1998年吳忠撤地建市時增長了7.5倍和5.5倍。


  愛黃護黃,與水共生


  深秋季節的青銅峽庫區濕地自然保護區內,成片蘆葦在陽光下泛著淡金色,輕柔搖曳間盡顯夢幻;成群水鳥或輕踩水面激起水花點點,或淺翔水上帶起白浪條條,湖光瀲滟間野趣橫生……


  因水鳥種類、數量繁多,緊靠黃河的庫區被譽為“西北第二大鳥島”。然而,上世紀80年代時,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傳統觀念影響,鄰近村民來此圍堰造田、挖塘養魚、興建牧場,嚴重破壞濕地生態平衡,庫區水質變差,生物多樣性銳減,曾一度“鳥島不見鳥”。


  濕地是地球之“腎”,也是黃河的“凈化器”,豈能讓它就此消失?


  為了守護好這份大自然的饋贈,2007年9月,青銅峽庫區濕地保護建設管理局成立,庫區退耕還濕工作拉開序幕。通過以補代償,收回耕地、魚塘、牧區,拆除人類臨時居所、養殖設施等,青銅峽庫區截至目前已還濕12萬畝,又變成了蒼鷺、鶻丁雞、白尾海雕等187種鳥類棲息覓食的天堂。


  “這兩年我們還觀測到了鳥中‘大熊貓’黑鸛,這種鳥對生存環境很挑剔,充分說明庫區水質好了,生態美了。”青銅峽庫區濕地保護建設管理局副局長馬建明說。


  退耕還濕只是吳忠市“呵護”母親河整體戰略的一步。這些年,吳忠市大力開展植樹造林,修復生態;全力推進鐵腕治污,還凈于水。據不完全統計,僅植樹造林,吳忠每年投入就超過10億元,如今全市森林覆蓋率達到16.5%,先后斬獲“國家園林城市”“中國十佳綠色城市”等榮譽。


  吳忠市保衛母親河的行動還在繼續。當前,全市正在開展“攜手清四亂、保護母親河”專項行動,對亂占、亂采、亂建、亂堆等行為亮劍。


  吳忠市委書記沈左權說:“我們要強化統籌協調,因地制宜做好黃河生態保護工作,推動全市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真正讓黃河造福于民、造富于民。”


  時政·財經


  9  浙江:邁步“平安大道”


  自2004年5月浙江省委第十一屆六次全會提出“建設平安浙江”以來,當地堅持提高社會建設水平、創新社會治理手段,走出一條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同步推進、社會治理與平安建設同步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步增強的“平安大道”。


  “平安指數”鑄就社會“大平安”


  浙江省委建設平安浙江領導小組在審議2018年平安市、縣時,對經濟發展領先的杭州市濱江區實施“一票否決”。這是因為濱江區雖然當年平安考核的分數達標,但當地發生的虞關榮涉黑案件社會危害惡劣,群眾反響強烈,不否決不足以服眾。


  涵蓋民眾普遍關心事項的“平安指數”,在考核評估中始終堅持“平安不平安,百姓說了算”,把群眾知曉率、參與度、安全滿意度作為平安考核的主要依據。群眾關注什么,就重點考核什么,群眾怎么評價,考核就怎么計分,真正把話語權、評判權、決定權交給群眾。


  浙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王昌榮說,“平安浙江”建設從醞釀到決策、從實施到深化、從考評到獎懲,每一個環節都堅持民意導向,把群眾需求作為第一信號,積極回應廣大干部群眾關切。


  比如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在項目落地前,要先聽取群眾的意見,評估項目的風險,再作出相應的決策建議。一旦被評估定性為“高風險”,就意味著該項目需要暫緩上馬或進行調整,一大批問題隱患在源頭得以消除,有力推進了科學決策。


  “凡是經過認真評估的決策事項沒有一件引發群體性事件。”浙江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朱晨說。


  2003年至2018年,浙江省刑事案件總量大幅下降;命案從1400余起下降到317起,并實現了“命案全破”;群體性事件從2500多起下降到70多起。特別是2018年,火災事故、死亡人數,比前一年下降32.5%、37.5%;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比前一年下降13.29%;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率上升至96.84%。


  基層治理化解矛盾,群眾參與調解糾紛


  外地打工多年的李揚建2018年回到家鄉杭州市余杭區小古城村,成了村里網格員。“我的工作就是每天走訪在田間地頭,提供便民服務、調解矛盾糾紛、排查安全隱患,把基層情況及時傳遞給黨委政府,筑牢平安建設的第一道防線。”向上不斷地傳遞信息,向下打通服務群眾的渠道,活躍在7.08萬個網格上的網格員成為浙江基層治理“保平安”的“神經末梢”。


  打造平安環境,重在化解“小事”。浙江省全面推廣建立縣、鄉、村三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建立了以個人調解模式、專業調解模式和商會、行業協會調解模式為主的組合型矛盾糾紛化解模式。


  鄉賢聯合會讓“好人”“能人”“熱心人”成為基層社會治理中的活躍細胞。紹興上虞區挖掘433位資歷深、閱歷廣、威望高、經驗豐富的鄉賢加入“鄉賢調解人才庫”,在鎮、村設立鄉賢調解工作室。2018年上虞區鄉賢共化解各類矛盾糾紛4100余起,調解成功率高達98%。


  來義烏經商15年的阿富汗商人阿茲茲還有另一個身份——義烏國際商貿城涉外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外籍調解員。不久前,說一口流利漢語的阿茲茲順利調處一起也門外商與中國商戶的貿易糾紛。義烏市涉外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陳津顏說:“外籍調解員至少掌握3種語言,不僅破除了語言障礙,還增添了調解親和力和公信力,提高了調解成功率。”


  來自第三方機構的統計數據表明,2018年,浙江省平安建設群眾參與率高達60%,同比增長6個百分點,在各種創新機制的引導下,平安建設贏得了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如今, 杭州“武林大媽”、嘉興“烏鎮管家”、溫州“綜治八大員”等,紛紛成為建設“平安浙江”的中堅力量。


  智慧科技生成核心戰斗力


  利用科技創新風險提防機制,變“過后救火”為“超前防火”,可將大量社會治理隱患化解在萌芽狀態。以欠薪預警為例,杭州市余杭區新開辟了欠薪預警平臺,通過大數據監控企業發生欠薪的風險,并以此為線索對欠薪隱患企業開展專項執法調查,2019年上半年,全區欠薪案件案發率同比下降了31.7%。


  楊光照是諸暨市楓橋派出所“老楊調解中心”負責人。從2006年開始,他用腳走到調解現場,用筆寫下上萬件調解協議書。而今,老楊和他的“徒弟”們可以坐在聯合調解大廳,在線為遠在千里的雙方當事人解決矛盾。2018年6月,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在浙江全省上線運行,實現了在線咨詢、評估、調解、仲裁、訴訟五大功能的有機結合。


  在麗水松陽,鄉鎮干部手繪的2000多張民情地圖不斷升級,成為“全民情電子地圖”,打開電腦就能查閱每個村民的家庭狀況、每個村的管理現狀、每個企業或商鋪的經營信息等。在溫州,“大數據+人民調解”可以為當事人智能匹配最佳調解模式、自動推送調解結果預期;在寧波,移動微法院讓“手機上打官司”成為現實;在著名僑鄉青田縣,涉僑糾紛在線調解新模式已經建立。


  盜竊電動車的犯罪嫌疑人陳某萬萬沒想到,他早在作案之前已經進入警方視線。杭州市江干區警方利用“清流”智能防控平臺對前端感知源所捕獲的實時數據開展后臺精準分析,早已智能彈窗預警。


  2018年以來,江干公安分局踐行“感知上線+數據運算+行動落地”在線警務運作模式,將傳統公安偵查思路以積分形式量化,對高風險人員進行細類分析、精準計算,并智能推薦至街面治安防控力量,轄區內侵財案件下降40.4%,破案率已超過80%,有力掌控了轄區內的治安防控形勢。


  浙江省委書記車俊表示:“我們要充分發揮浙江數字經濟領先的優勢,充分運用最新科技信息成果,不斷增強對現代科技的適應力、掌控力,推動平安建設從‘互聯網+’到‘智能+’的轉變。”


  科技·文化


  10  科學探索獎,扶探索者前行


  11月2日,一項備受矚目的科學大獎——科學探索獎在北京舉行了首屆頒獎禮。“探索”作為這一獎項的關鍵詞,格外讓世人好奇其評審的眼光與方式。


  如果你了解到大獎是由騰訊公司聯合諸多科學大家發起的,也許還會再問:社會力量贊助科學大獎,會給科學界帶來怎樣的新空氣?


  面向未來,獎勵潛力


  由北京大學教授饒毅與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及毛淑德、何華武、鄔賀銓等科學大家共同發起的科學探索獎自2018年籌備起就廣受關注。


  11月2日,在該獎項首屆頒獎典禮上,50位獲獎青年科技工作者分別獲得300萬元獎金。


  這一獎項用于獎勵數學物理學、生命科學、天文和地學等九大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領域的50位科學家,獲獎者需滿足在中國大陸全職工作,年齡在45周歲及以下等基礎條件。每位獲獎者將獲得300萬元人民幣,分5年發放。


  首屆獲獎人來自全國11個省市的26所科研單位、高校和企業,從年齡分布看,35歲以下有9人,最年輕的獲獎者32歲。其中,此前未獲其他重要獎項者占比16%。


  “科學探索獎著眼于科學家的未來潛力,而不止于其以往成就。我們關注的是科學家在未來的研究中可能會有哪些創造性的收獲。”騰訊公司副總裁、科學探索獎執行委員會主任兼秘書長王嫵蓉介紹,科學探索獎獎的是“人”而非“項目”“課題”,更希望把激勵與科技工作者探索事業的可能性關聯起來。


  精簡流程,專業評審


  科學探索獎執行委員會有關負責人表示,科技企業作為社會力量參與到科技獎勵事業,在評獎流程、評審標準等環節尤其要有更規范的意識和更審慎的自覺。


  2019年4月15日,科學探索獎提名報名工作截止,最終共收到了1335人的有效申報材料。申報人與獲獎人比例為25:1。如何更具公正性地選拔出真正有潛力的學者?科學探索獎評審委員會從幾個方面著手:


  ——嚴格履行“科學家說了算”原則。數據顯示,共有超過350位各領域專家參與評審,逾百位兩院院士參與其中。王嫵蓉介紹,在評審的第一環節,組委會還引入小同行評審機制,“盡量讓每一位申報人的方向都有匹配的評委”。


  ——2條申報渠道暢通,4道審核嚴謹篩選。獎項申報有兩種方式:一是專家提名,二是自由報名。數據顯示,最終獲獎的50人中,有7人自“毛遂自薦”式的自由報名者中脫穎而出。評審流程則主要分為4個階段:初篩、同行評審、復審和終審。“終審采用了答辯形式,每位申請人有半小時答辯時間,我們還專門研發了投票系統,更方便評委匿名投票。”王嫵蓉說。


  ——精簡流程、減少對科技工作者的干擾和干預。天文和地學領域獲獎者、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付巧妹說,參加此次評審,她一方面感受到了競爭的激烈,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流程的精簡,除了最初提交評審表格和終審答辯,此次評獎再沒有讓她操心的事情。


  生命科學領域獲獎者,北京大學研究員劉穎感觸更深的則是:“評審團隊表示未來5年也不希望打擾我們的科研,只會每年組織一次跨學科的交流活動,也是為了讓大家有更多碰出靈感火花的機會。”


  扶持創新,正當其時


  騰訊科學探索獎獎勵50位科研工作者各300萬元、阿里巴巴設立的青橙獎每屆獎勵10位青年科學家各100萬元……數據顯示,目前設立的面向全國范圍的社會性科技獎勵已達277項,每年授獎約13000項成果(人)。日益活躍的社會性科學大獎,可以給中國科技創新事業帶來怎樣的活力?


  科學探索獎評審組委會提到,300萬元的獎金可由獲獎者自由支配。談及獎金去向,一些獲獎人員坦言,將用于家庭和生活開支。信息電子領域獲獎者、清華大學教授吳華強解釋,對于青年科學家來說,在一線城市生活的成本依然非常高,科學探索獎這一安排,可以說是真正為科學家“減壓”。


  幫助青年科技工作者抵御外界誘惑、安心于學術,也是科學探索獎等大獎設立的初衷。馬化騰說,科學探索獎的設立,就是希望扶持那些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青年科學家,讓他們在尋求創新又尚未最終突破的關鍵時期,不必陷入“找錢”“報賬”的困局,能夠心無旁騖地繼續攀登科學高峰。


  “社會對科學與科學家的關注和認可是非常關鍵的。”劉穎希望社會各界能給科學界更多實在的關注與鼓勵,從而讓更多人、特別是孩子們認識到科學的溫度和魅力,令科學探索的風氣在中國大地長盛不衰。


  民生·社會


  11  有了產業支撐,好日子不再遙遠


  累計脫貧39655戶87865人,全縣綜合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05%,今年5月完成脫貧摘帽……河南省虞城縣以產業發展為支撐,激活群眾脫貧致富的“造血功能”,并積極引入社會扶貧力量,探索致富之路。


  臭水溝變香果園


  每到初秋時節,河南省虞城縣稍崗鎮韋店集村的“十里畫廊”大棚里,葡萄滿藤,如瑪瑙般晶瑩。“你早來兩個月就能嘗一嘗。這葡萄可甜了,不愁賣,連小鳥都搶著吃。”韋店集村村民張存福說。


  “十里畫廊”是虞城縣打造的綠色休閑產業基地。別看現在綠樹成蔭、碩果滿枝,幾年前還是人人捏著鼻子走的臭水溝。


  2016年,虞城縣將環境整治納入脫貧攻堅整體規劃中,建設“十里畫廊”項目。如今的“十里畫廊”三季有花、四季有果,17個大棚分季種植。春有櫻桃,夏有桃杏,秋有葡萄,冬有草莓。每個大棚年利潤超過2萬元,在采摘高峰期,“十里畫廊”雇工超過300人,帶動一批貧困戶就業。


  韋店集村脫貧戶高翠蘭在“十里畫廊”打工,一年工資收入超過15000元。“生意越來越好,等攢下來錢了我也想包個大棚。”高翠蘭說。


  越來越多的“韋店集村”在虞城縣開花結果。李老家鄉唐樓村第一書記田秀章說,這幾年,村里修了柏油馬路,通了自來水,危房改造全部完成,貧困戶也有了穩定職業。


  扶貧產業漸顯規模效益


  產業是支撐脫貧攻堅的保障。虞城縣引導各鎮村根據自身優勢發展特色種植、速凍蔬菜加工、奶牛養殖等產業,建設以紅富士蘋果、黃金梨、油桃等為主的優質林果產業帶。全縣10萬畝薺薺菜、10萬畝青貯玉米、10萬畝黃桃(酥梨)種植已初步形成規模效益。


  半月談記者看到,虞城縣郭土樓村的雷竹基地宛如江南竹海,400畝翠竹蔚然成林。隨處可見的竹籬笆墻和竹工藝品,成為郭土樓村的特色招牌。


  村民楊新文是種植雷竹的帶頭人。他說:“每畝地產竹筍600多斤,能賺5000元。單靠種糧,一畝地最多賺2000元。”如今,郭土樓村20多名貧困戶全部在村里務工,或開發竹工藝,或加工天然食品,人均年收入2萬多元。


  “作為農業大縣,我們還依托自身優勢,發展養殖產業,帶動農民脫貧致富。”虞城縣縣長白超說,目前科迪集團、正邦集團等龍頭企業已在虞城縣建立了奶牛、生豬等養殖基地。


  社會扶貧聚合力


  社會力量也為虞城縣脫貧攻堅提供了動力。2018年5月,碧桂園集團與虞城縣簽訂結對幫扶協議,組建5人的專職扶貧隊伍,長期駐縣幫扶。


  在虞城縣劉店鄉張莊村苗木基地,68歲的李素珍和丈夫朱心芳都在苗木基地打工,每人每天工資50元。李素珍說:“我前兩年得了乳腺癌,看病、吃藥、做手術把家里掏空了。幸虧有這扶貧項目,病才治好了,俺家也脫貧了。”


  李素珍所在的這片苗木基地,是碧桂園以“公司+合作社+貧困戶”的合作模式建設的扶貧產業基地。碧桂園集團扶貧項目負責人張騰介紹,企業以每畝1200元的租金流轉200畝土地,種植綠化樹種6萬余株,吸納長期工人25人,短期工人80余人,累計用工千余人次,發放工資20萬余元。


  “這樣的幫扶是雙贏。”張騰說,“我們公司的項目本身就需要大量綠植,直接建立苗木基地減少了成本和中間環節,又給村民們帶來了工作機會和收入。”


  在虞城,碧桂園啟動實施各類扶貧項目近20個,累計投入資金超1200萬元,惠及建檔立卡貧困戶4000余戶。社會力量成為推動虞城脫貧致富的新動能。


  “脫貧不是終點,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才是目標。”虞城縣委書記朱東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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